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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日子,贺子珍想拼命工作、学习,可是身体太不争气了,身体 里那些该死的弹片,让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常让她 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只要能把这些弹片取出来,让她怎么做都行!她多么 怀念以前身体健康的少女时代啊!
这么想倔脾气又上来了,她想:“不把弹片取出来,以后如何能投人地 工作和学习呢? ”她询问延安的名医,医生们都不敢为她动这个手术。后来,她打听到上海的大医院能做这种手术,于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 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这十年当中,她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 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这一次怀孕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把身子调养好,读一些书。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贺子珍是痛苦的!尤其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毛泽东 对她似乎不太理解。此时,日军大举人侵中国,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 者,全副精力转向已开始的抗日战争,他把全部的心思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是很正常的事,只要两人坐下来,冷静地面对现实,把事情讲清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贺子珍过于倔强的 性格使她宁可把痛苦埋在心底,也不愿意说出来。而毛泽东更是日理万 机,部署民族抗战的大事,没有时间来聆听贺子珍的倾诉。
这样就更直接导致了贺子珍内心的痛苦。
依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到的。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受日军三路逼近,宣布迁都大 后方重庆。
12月上旬,南京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这时在延安,天冷了,贺子珍体内的伤痛阵阵发作,她终日心绪不宁, 心情郁闷;而这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忙,更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了,每天半夜才回来,他也没有去细心体谅妻子内心的种种苦衷。
一天,毛泽东又去抗大与新来的学员们讲话了。贺子珍独坐家中,悄 悄写了要求去西安治伤的报告。毛泽东从抗大讲课回来得到消息大吃一惊。
其实,早在10月份贺子珍就向他透了风,只是毛泽东没有在意而已。 那时,贺子珍试探性地对毛泽东说:“我……我想走……”
毛泽东一听,问道:“你走哪里去么?”
贺子珍说:“我到西安、到上海治伤去。”
这时,警卫员小贺在门外喊“报告”,毛泽东只得停下了他想说的话, 对门外应道:“进来!”
小贺一走进窑洞后,贺子珍就起身离幵了。
接着,机要秘书叶子龙文来请示毛泽东:“主席,抗大来电话,说新班又来了 200多人,请示主席什么时候接见他们?”
毛泽东手执毛笔坐在桌前,翻看了一下台历说:“后天下午3点吧!” 叶子龙退出后,贺子珍又走回了作为毛泽东书房的窑洞。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来对她说:“抗大又新到了一批青年,要我去接见。”
贺子珍心绪忧忧地说:“你可真忙! 一有时间你就消耗掉,不是开会就是写书,再不就是看文件、接见什么人……”
毛泽东解释:“我忙的是工作,现在正是抗战时期,形势变化一曰千里,我们不去研究不行啊! ”继而,他耐心地说,桂圆,现在局势发展了,我 们应该和这些来延安的人多交往,多谈心;还有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非党群众、爱国青年,很需要我们给他们讲一讲革命的道理,这也是调査研究, 是眼睛向下联系群众的政治工作,为什么不做呢?”
贺子珍一时语塞,只是说:“你的感情太复杂了……”
毛泽东笑慰道:“革命的感情是第一位的么!”
贺子珍表情怏怏的,但是再也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毛泽东如期到抗大去接见了新来的200多名学员。
面对一心忙于工作的丈夫,贺子珍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烦恼,更为自己终日守在房中不能进行工作、不能投人延安火热的生活而痛苦;她在战争的环境中生活惯了,不习惯过“平淡”的日子,因此,她下决心要离开延安,先去找个地方治好了身上的伤,再来进行工作。
这时中国命运正处在变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需要考虑的大事太多了,他整日整夜地工作着,根本没有留意到妻子感情上的复杂变化。此刻, 他看到贺子珍要走的报告,面对怀着身孕执意要离自己而去的贺子珍,毛泽东对她说:‘
“桂圆,你听我讲,你最好不要走。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是能在宽容之下消除的。你晓得,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眼泪,但是我一听不得穷苦老百姓们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
贺子珍强调说:“我身上的伤痛得越来越厉害,我要去治伤。”
毛泽东走向前莱,深情地对贺子珍说:“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警卫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
奸珍听不进毛泽东的话:“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做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三是在贵州,最艰苦的时候听说你为了救人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贺子珍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我要走!”
说完,贺子珍走回到她里间的窑洞休息,毛泽东随脚跟过来,继续劝说她,但是,这时贺子珍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离开延安,对毛泽东的劝说根本听不进去。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极易动感情。他劝慰妻子:“桂圆,你听 我说,我现在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那时候我没得发言权,受打击、受迫害;现在,我有发言权了,多少和青年希望见到我,和我谈论党事国事,你应该高兴呀!为什么你总要和我格格不入呢?桂圆,不要生误会了,我们在战争中受尽折磨,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反正我要走!”贺子珍最后表示,“我必须去治我身上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