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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贺子珍和贺怡两姐妹收拾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向北平而去。与此同时,在北平,朱旦华和方志纯抱着1岁多的孩子,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江西省委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跟随方志敏在赣东北一带从事农民运动。1933年初,他和邵式平一起率领红十军援助中央苏区,参加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在瑞金期间,和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相识。1935年4 月,在一次战斗中,方志纯因负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流落异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方志纯在报上看到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的消息,马上与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联系,叶剑英寄给他50元路费,让他到了延安。在延安, 他又见到了毛泽东;随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1938年5 月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治病。在东方大学,他与蔡畅、阿金、贺子珍等同学,并且担任班长,1941年底离苏回国,而贺子珍却留在苏联。
方志纯离开苏联后,辗转到达迪化,结果,在新疆和毛泽民及其爱人朱旦华等人一起被盛世才关进了监狱。其中,毛泽民等人于1943年9月牺牲。1946年7月经党中央多次交涉,方志纯和朱旦华等人集体返回到延 安。方志纯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任主任,并担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负责中央机构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朱旦华又叫朱丹华。1940年在新疆同毛泽民结婚,1941年2月,生下儿子毛远新。
逃出盛世才的魔掌回到延安后,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后来,方志纯和朱旦华两人在帅孟奇大姐的撮合下结婚。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范式人、杨尚奎为副书记;同时批准邵式平为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范式人、方志纯为副主席。方志纯接到中央人民临时政府毛泽东主席签发的委任状。 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同意江西省委由10 人组成,方志纯又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同日,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在南京会合,准备经上海前往南昌。
在动身南下时,朱旦华发现方志纯眉目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忧郁,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但是,方志纯却没有向她透露什么事使他如此为难。随车南下到江西工作的有60多位同志。
黑色车皮的老式火车从北京站开出,快到天津站时,方志纯拉着朱旦华的手,非常郑重地说:“这次我们南下,主席交给我们一个任务,陪同贺子珍同志一起到上海。到上海后,再根据贺子珍同志的意见,看她是留在上海或到福州哥哥家,还是和我们一起去南昌。”
贺子珍?朱旦华这个曾经的毛家媳妇却对这个名字感到十分陌生。
“贺子珍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的妻子,你到新疆以前,她去了苏联。她身体很不好,不要随便问她什么。”方志纯含含糊糊地嘱咐她。
朱旦华知道毛泽东的妻子叫江青,现在又冒出个贺子珍,她已明白这几日方志纯蹙眉头的原因了。
方志纯和朱旦华说话间,火车在天津站停了下来。
车厢上有两男两女,径直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男同志首先和方志纯握 手,介绍道:“这是贺子珍同志、贺怡同志。”又侧了侧脸,向两位女同志介绍:“这是方志纯同志、朱旦华同志。他们也去上海。”
说完,相互握手,男同志下车去了。
为什么贺子珍、贺怡去北平却转去上海了呢?
原来,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车站时,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
“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们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让进北平,这是指她,而不是贺怡。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一听此言,马上与来人争了起来。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那两个人板着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这样,贺子珍和贺怡只得转车前往上海。
贺子珍姊妹在天津站转车,和方志纯朱旦华一起南下。
方志纯热情地请贺子珍坐了下来。这时,贺氏姐妹并没有把在山海关发生的不快表现出来。在方志纯看来,贺子珍只是有点拘谨,而贺怡爱说话爱笑,比姐姐活跃得多。红军长征后,贺怡和毛泽覃都留了下来,和方志纯同属于南方局领导。而朱旦华与贺氏姐妹,和毛泽东一家三个兄弟的种种姻缘,加上方志纯又和这三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战友情谊,这使得他们的旅途谈话比较融洽和随意。
贺怡坐在朱旦华对面,笑着说:“人们只知道我姐姐叫贺子珍,其实贺子珍本来叫桂圆,桂圆是1909年桂花飘香的时候生的小女孩。”
接着,贺子珍也笑了起来,说:“小女孩自己生的女孩都不小了。”然后指着贺怡对大家说:“她小时候也不叫贺怡,叫银圆。”
这时,贺怡问方志纯:“姐姐说你和她是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东方大学)的同学?”方志纯点点头说:“贺子珍比我去得早。后来我们一起读的政治班。我想读军事班,任弼时同志要我到政治班里来。”
贺子珍说:“记得你当班长。”
贺怡抬眼望了望贺子珍,又问:“你们是哪一年回国的?我姐姐要是一起回来就好了。”
方志纯尴尬地摸摸头,说:“在苏联,你姐姐是同学中压力最大的,怀有孩子,头上身上又有弹片。一起毕业比较困难。贺子珍同志学习太刻苦认真,后来就病了。”
贺怡说:“是不是王明在苏联打击我姐姐、迫害她呢?”
方志纯想了一会儿,才说:“我们去苏联时没有看见王明。王明和康生都是在1937年11月底回国的。他们还参加了 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知道贺子珍同志1937年底是到了苏联还是在国内。”
这时,贺子珍也插言说:“王明在苏联的影响是慢慢肃清的。”
贺怡在车上说,她在双清别墅见到毛泽东,但没有谈毛泽东同意或不同意贺子珍去北京,只是朗朗一笑:“我们姐妹俩只有从天津南下了。” 在这种几分率直几分含蓄的谈话中,第二天下午上海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