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湘赣边界后，就制定了 “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的方针。 而且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在宁冈、茶陵、遂川、 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两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在这期间，毛泽东与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一道做发动妇女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修改政纲，积极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用“讨老婆不要钱”这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文字代替“禁止买卖婚姻”的条款。当时，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 都广泛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号召姐妹们起来参加革命。井冈山至今还留着红军当年写在墙上的大量标语，如：“打倒包办婚姻”“共产主义不是共妻主义，是主张男女婚姻绝对自由” “废除奴婢制度和一切不平等制度，不准丈夫打老婆，不准翁姑打媳妇”“废止买卖婚姻和家长包办婚姻”，等等。这些标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政策的重要体现，而且还对广大妇女的思想觉醒和自身解放起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事实证明，这些具有针对性的妇女宣传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 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乔林乡党支部的建立又为边界妇女的解放工作树立了典范。1927年 1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带领两名军队，深入宁冈县乔林乡，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毛泽覃到达乔林后，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到农民家里串门聊天，详细调查这里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他在乔林乡办起了夜校，到夜校听课的除了一些青壮年男子外，多数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通过学习，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有了提高，她们无比感慨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共产党才免费叫我们妇女进学堂。毛泽覃根据调查得来的典型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妇女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毛泽覃又组织她们和男人一起去打土豪陈云开，并分了他的浮财，进一步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毛泽覃亲自担任乔林乡党支部书记。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之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主动、革命热情高涨的周申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支部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的模范支部。在周申秀等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当地妇女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许多妇女为革命废寝忘食地工作。

当时广大妇女参加井冈山革命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参加革命战斗,她们大多是苦大仇深、冒险精神强的年轻妇女。由于共产党人和红军对革命的深入宣传以及当时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点燃了她们心中的复仇烈焰，她们带着期待和憧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另一种虽未直接参加革命战斗，但她们十分欢迎和支持革命，愿意接受革命政权的指导，她们在沿方默默为革命做出无私的贡献。然而，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战争往往是私有制和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往往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由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女性即使参加革命，成为革命者，其主要任务也只能是从事战争的后勤服务和后方支援工作。因而出于习惯，人们把那些奋战在井冈山区且在建制红军队伍中的女军人统称为“井冈山女红军’，而对那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赤卫队员、普通妇女则没有称之为光荣的井冈山女红军。

应该说，受特殊条件的限制，当时参加红军队伍的职业女军人人数不是很多，但她们的来源比较有代表性。如受家人和亲友的影响，直接投入革命的洪流，如李端娥等；原本是在校学生，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而萌发了革命意识，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光荣的一员，这一群体在女红军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贺子珍、贺怡、伍若兰、彭儒、吴仲廉、段子英等;而有的则受农民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妇女协会工作，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康克清、曾华英、罗恒秀、刘桂秀、朱挺兰、张庚秀、张良等;有的则直接在秋收起义、湘南暴动以及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中参军参战，在弹雨横飞的岁月得到磨炼，并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如聂槐妆、吴月娥等;还有一些则早已是革命，又因革命处于低潮时蛰伏家乡，直至井冈山斗争风起云涌时再次参加革命，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有的则是千金小姐出身，如颜清珍等。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师后，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暴动部队、井冈山袁王部队等部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新组建后的部队最初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为“红军第四军”，辖3个师9个团。为了解井冈山女红军的构成，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井冈山红军的建制情况。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制即如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部队）有枪 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个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宛希先代）， 军委书记宛希先。十师长朱兼，为第二十五师余部所编，为全军精锐；十一师长毛兼，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编;十二师长陈毅，为平、醴、耒一带农军所编成。”后来从1928年4月下旬会师后到5月底，编制上还有过两次变化，即5月2日前，毛泽东在连以上会上决定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 师、教导大队，两师下辖6个团。5月4日会师大会时，又建立了一个十二师，原因是把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一个农师，也就是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也正如1933年8月1日何长工在《红色中华》发表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一文中所提到 的:“至1928年3月末（引者注——用的应该是阴历）朱德同志领导‘八一’与湘南暴动的遗产带入井冈，与毛部会合，在宁冈砻市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军长兼十师师长，毛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十二师师长，共编九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三十三团团长戴诚本，党代表黄克诚，三十四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三十五、三十六团不详。特务营长宋乔生。”

在建制内的井冈山女红军中来自湘南起义部队余部的占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有文化、有胆识。有的在参加井冈山斗争之前就已是革命或已加入了党组织（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和那些没有上井冈山的一些女红军，苦于史料掌握不够，这里没有记述），如伍若兰先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在家乡耒阳担任过县青年团宣传部长和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当时的副主席是段子英;吴仲廉则是担任中共宜章县委特支组织委员……根据她们的特长及组织领导能力，这些女红军在红四军成立之初大多被分配在井冈山前委、红四军军委担任秘书、书记员及军宣传部宣传，或在红军医院或在师部、团部担任党的职务，如曾志、曾玉等。另有少部分是来自井冈山地方部队，如贺子珍、康克清等，其中除贺子珍、贺怡等少数几个属于知识分子，上井冈山之前就担任过地方外，多数是农村妇女。红四军成立后，所有的建制内女红军都被编入军委或团部，但后来因为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在会师后不久又重返湘南，其中女红军调整的幅度较大，而留在井冈山的也因斗争的需要有了一些小范围的变动，如1928年7月，因中共赣西特委恢复,合并了吉安县委。同年10月，贺怡被调入赣西特委工作。

重要的是，在井冈山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建制内的女红军还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有文化、思想活跃、能歌善舞、有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的优势，许多女红军都深入农村，如曾志到拿山、彭儒到遂川开展群众工作，向广大妇女姐妹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妇女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由于她们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地内的妇女进一步被发动起来。她们不仅号召农村妇女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而且为广大妇女姐妹做出了榜样。像伍若兰与朱德、彭儒与陈正人、段子英与王展程、曾志与蔡协民等无一不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而且婚礼异常简朴，有的甚至只是将两人的东西放在一起就算结婚。正如彭德怀当时在井冈山时所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坐轿。

而那些不在红军逮制内的女红军有的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妇委会工作，有的则在妇委会的指导下不拘形式地参加革命工作，她们不是正规红军序列中的一员，但她们敢于冲破包办、买卖婚姻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她们与男同志一样，担负了许多革命重任。正如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的:“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 了。”尽管当时的井冈山环境相当恶劣，不仅战争不断，而且生活、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但这批井冈山女红军身上有着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无论行军、打仗、干活，男同志能干的，她们同样干得很出色。

因为当时根据地的男子多数参加了红军，劳动力十分缺乏，妇女便普遍站到了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代表会组织犁田队、插田队等， 妇女先学会犁耙技术，然后教其他妇女。青壮年妇女参加田间生产， 春种秋收，到冬天还要开荒改土、修塘筑坝、植树造林，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要责任;老年妇女和小脚不便下田的妇女在家带小孩，做家务，从事副业生产。妇女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由于妇女的辛勤劳动，根据地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她们还发动群众开展献首饰运动，将献出的首饰用于造币厂制造银元，保证了党、政、军工作人员的供给，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边界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仅使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促进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她们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为自身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此外，根据地各妇委会发动广大妇女缝军衣，做军鞋,送军粮，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 送夫送子甚至亲身投入红军队伍，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革命斗争。在反动派数次发动的“进剿”和“会剿”的重要战斗阶段，井冈山区从16岁至 25岁的青年女子基本上都参加了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讯等任务。

一批机智灵活的妇女通过短期培训后更可以巧妙地侦察敌情。她们不仅在红色区域活动，还常常乔装打扮成做小买卖的，到白区去侦察敌情，为红军传送情报。1928年9月的一天，永新县天陇区象形乡妇女委员马夏姬和共青团员谢光姬扮成卖花生的农妇，到二都太郎村侦察敌情。在侦察过程中，她们了解到该村驻有四十多个挨户团匪兵和四十多支枪。 回来后，她们及时向政府汇报了敌情。当天晚上，暴动队给敌人来了一个突然袭击，缴到挨户团六支步枪，活捉匪兵十多人。

不在正规红军建制内，但又一直支持甚至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也是湘赣边界妇女的一大特点。她们平时同男子一样肩扛步枪、梭镖、大刀，进行军事训练，“女赤队平时不担负放哨。紧急时男赤队出发去了，女赤队便也担任放哨”；她们战时奔赴前线，或者直接对敌作战，或者配合红军与敌人作战。如，妇女们在火线上声情并茂的攻心战就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敌军士兵在打仗时枪口朝上或带枪投诚过来当红军的不断增多。 宣传队和慰劳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宣传队首先宣传党的政策， 然后由慰劳队跳舞唱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将与红军同等待遇，如果不愿意留下，可以发给路费，自己回家， 路近的发三元，路远的发五元。不仅如此，妇女们还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比如鸡、鸭、蛋都拿来慰劳他们。国民党的士兵受伤了，妇女们照样把他们抬回来，给他们洗伤口，煮稀饭，照顾得好好的。通过亲眼所见，国民党伤病员异常感动地认为，国民党看见红军的伤病员都丢在路上，没有人管。 如果说话不对，就拳打脚踢。红军不仅不杀我们，还把我们送到医院治疗，和亲兄弟一样对待，世界上哪里找得到这样好的军队，我的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当红军。此外，妇女们在红军每次作战之前积极准备战斗中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抬运枪弹，搬运木料和削竹钉、修工事，等等。黄洋界保卫战前，每位妇女削竹钉二百枚，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她们的一分力量。 在每次战斗中，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妇女的身影，她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为受伤的红军战士包扎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抬送到医院。

井冈山斗争是艰苦的，红军战士不仅缺少衣食，而且连双布鞋都穿不上，绝大多数红军都是穿草鞋，常常把脚打破。妇女们看见后心里很难过，就用麻绳或用织布剩下的废纱去打草鞋，还会在草鞋的前后两端多用麻或废纱，战士穿起来就不会打脚。妇女委员会还发动群众给红军做布鞋，在布鞋的中间用各种花线缝上“革命到底”“英勇杀敌”等字样。许多妇女为了多做军鞋，抓紧白天的空隙吋间、缩短夜晚的睡眠时间。为了多做一双军鞋，有的妇女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许多红军没有军服，穿的还是家里的便装，于是妇女们组织的补衣队随身带着针线和各种颜色的布，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给红军补衣服。洗衣队把红军要洗的衣服收集起来，洗净、晒干、补好，分班折叠好，然后让红军班长来统一领回去。

对此，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在1930年10月23日所作的《朱昌偕关于赣西南妇运报告》中曾高度评价:“在每次战斗中，不但可以参加并且表现一部分相当力量，（如在攻吉中，不但有广大妇女参加作战并且她们亦有组织冲锋队）可以拿武器如红军一样冲锋，尤其是在每次群众大 会，妇女更比男人来得多些，其余在过去每次调群众去打靖卫队，或到哪 个地方去游击，妇女都有参加，在乡村中间的要道上放哨，及检查来往行人等，都是女子较多。在乡政府及区县政府亦统统有女子当选委员。”

为了纪念她们，我们将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并在斗争中作出贡献的所有妇女都尊称为“女红军”。

井冈山的斗争是相当惨烈的，无数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 生命，其中包括许许多多的妇女在内的“女红军”。在共和国繁荣昌盛的今天，我们应该铭记她们。她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所作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她们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她们是罗霄山脉盛开的一簇最艳丽的红杜鹃，永远绽放在革命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