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天，湘南农军随朱德、陈毅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湘南农军中，有一部分是湖南宜章县琦石彭家的女青年，被誉为“彭家女将”，彭儒就是彭家女将中的一员“大将”。

彭儒是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马日事变后，她从衡阳回到了家乡，1928年初参加了湘南暴动。朱德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时，彭儒和“彭家女将”一起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这年7月，彭儒随红四军二十九团进军湘南，攻打郴州，战斗失利，队伍被冲散。彭儒随红军大队部分战士回师井冈山途中，红军攻占了遂川县城，她被派到遂川县委做宣传工作，在这里与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相识。

之后不久，1928年秋天，彭儒调到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而陈正人此时也调任边界特委副书记，他们俩人见面的机会便多了起来。

有一天，彭儒收到了陈正人写来的一封信，信笺是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写着工工整整的毛笔字，表达了陈正人对彭儒诚挚的感情。因为信是用文言文写的，彭儒还有点看不大懂，又不好意思，便去找贺子珍和嫂子吴仲廉商量。她们都称赞陈正人，说他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立场坚定，建议彭儒可以考虑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彭儒和陈正人在井冈山茨坪结婚了。结婚时，他们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等最起码的家庭用品，都是借的别人的用具。婚后，彭儒依然和当时在遂川县委工作的康克清住在一起。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一起留守井冈山。于是，彭儒和陈正人都留下来了。

不久，井冈山失守，彭德怀率红五军突围，特委被打散，只剩下陈正人、彭儒和特委委员王佐农三人。为了防备敌人搜山，他们搬到荆竹山的一个山棚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通风报信，瞭望放哨，夜里给他们送饭送水。在山上住了几天后，他们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应该下山去找党的组织。王佐农提出回遂川老家去找去地下党组织，这样，王佐农和陈正人、彭儒便分手下山了。

由于敌人白天常在这一带骚扰，不能住在群众家中，陈正人和彭儒便住在山上一个群众狩猎用的简易野猪棚里。冬天的井冈山，寒风刺骨，地上又冰又湿，这时，彭儒已怀了第一个孩子。他们捡了些杉树皮垫地，群众虽然送来了一床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但竹棚四面通风，冷得根本无法入睡。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要找些吃的是难上加难。有一次，从废墟里挖出一些烧焦的谷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捡回来，用手搓出米心，和着挖来的野菜、竹笋，熬些汤喝。一连20多天，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东西勉强充饥。彭儒怀着孩子，身体更感虚弱，有时走着走着就不得不躺下来歇一会儿。虽然条件异常恶劣，但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会找到党组织，找到红军！

在荆竹山住了20多天后，留在宁冈县坚持斗争的何长工知道了陈正人和彭儒还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便派了两个人来找。后来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何长工同志派来接你们下山的。”彭儒听了，就像久别的孩子见到了亲人，眼泪一下便涌出来了。此后，特委的人员又凑到了一起，特委的工作恢复了。

1929年秋天，彭儒在永新的大湾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虽然陈正人和彭儒都很疼爱这个孩子，但为了工作，还是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地老表抚养。临走前，地方党的同志每人凑了几角钱，换了两块大洋专程送给抚养孩子的老表。从那以后，陈正人和彭儒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解放后，陈正人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他托民政部门打听这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孩子6岁那年生了一场病，因没钱医治，夭折了。

    陈正人与彭儒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结成的革命伴侣，他们的小家庭始终服从革命的大家庭。无论环境怎样复杂、怎样险恶，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责任。当前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我们的工作难度也在加大，需要我们做好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局面的准备，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于豁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