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彭儒初次认识我父亲陈正人，是在遂川县。打郴州“八月失败”后，她所在部队回师井冈山途中，在江西遂川县与敌人刘士毅部队进行激烈的战斗，攻占了遂川县城。这次战斗结束后，她有幸认识了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并且在以后，他成了她终生的伴侣。

红军占领遂川后，我母亲和29团周礼、刘琛被派到遂川县委帮助搞宣传工作。

有一天，他们正在写标语，忽然看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一双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一身农民式的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沾着一些泥巴。他走过来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感谢你们对遂川县委工作的支持啊！ ”他微笑地看了看他们，然后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

我母亲快言快语地回答说：

“原来是红四军29团的，郴州战斗失败后，编入28团。”

他又问他们的名字，他们便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母亲说：“我叫彭儒，湖南宜章人。现在是28团的宣传员。”

他听完他们的自我介绍后，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累坏了，有什么困难找县委。”

说完，便和几个老表边谈边笑地离开了。

这个青年走后，他们忙向别人打听。这时才知道他是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

他们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县委书记生活这样朴素，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走路。

 我母亲当时迫不及待地对刘琛说：

“刘姐，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布，要是有布的话，可以连日连夜帮他做一双鞋子。”

1928年5月下旬，在边界各地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边界最高政权机关一一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袁文才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工农兵政府设有土地部（谭震林负责）、军事部（张子清负责）、财政部（余贲民负责）、政法部（邓允庭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宋乔生、毛科文负责）、青年委员会（肖子南、刘珍负责）、妇女委员会（吴仲廉、彭儒负责）。

1928年10月14日，在宁冈县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 大会。大会选举陈正人为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自此以后，我母亲和我 父亲陈正人一起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们俩见面的机 会就更多了。

  一天，母亲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在一张 粉红色礼札纸上写的。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她的感情，说愿与她结为“晋 秦之好”。当时，她脸上一阵发热，心里蹦蹦地跳，脸上呈现出一副难 为情的样子。因为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她看不太懂，而且又不好意思当 着众人的面看，于是，她躲在厕所又看了两遍。但仍旧没有完全理解他 信中的内容。

 于是，她就只好找贺子珍（毛泽东的妻子）帮她解释。她说：  “什么叫结为’晋秦之好’？ ”

  贺子珍解释道：“这就是说，他愿意和你结为夫妻嘛。”

 当时，母亲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心里咚咚地跳着。

  贺子珍和吴仲廉都称赞陈正人，说他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很强， 作风朴实，立场坚定，是一个很理想的伴侣。

  吴仲廉拉着母亲的手，摆出一副大姐的样子对她说：

  “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给你，你不回信；人家来看你，你又跑 掉，这怎么行呢？ ”

吴仲廉拉着她的手，亲切地对她说：

“好妹子，你赶快回他一封信吧。”

“这种信怎么写呀？ ”母亲不好意思地问道。

贺子珍在旁边笑着说：“我和吴仲廉帮你起草一封回信。”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父亲和母亲彼此加深了了解，感情日益加深。

母亲说道：“说真的，几天不见面，就非常挂念他。”

不久，母亲和父亲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了。这时，我父亲才21岁。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把热情和精力倾注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就连结婚的那天，他还整天在王佐那里开会，直到很晚才回去。

母亲说：“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是借傅穆姐姐夫妇的房子和床，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因为没有房子，结婚后，我仍然到黄竹坳和康克清住在一起。开始，我也没有好意思把结婚这件事告诉她。过两天后，正人同志来找我，克清同志觉得很奇怪。”

康克清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

  父亲高兴地告诉她:

 “我们前两天已经结婚了。”

  康克清对我母亲说：“你这小鬼，怎么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呀！ ”然后，她拍拍我母亲的脑袋说，“祝你们幸福！快回去吧！”

  当时，母亲羞得脸都红了。

 过了一段时间，遂川县委的同志知道他们结婚后连被子都没有，就给他们送来一床印花布的棉被。那时，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岁月里，这样一条被子可谓雪中送炭了!

  不久，有些在前方的红军领导同志上井冈山来，听说我父母亲结婚了，闹着要喝喜酒。怎么办？父亲只好请王佐帮忙买了一只大母鸡和几斤猪肉，煮了两脸盆菜，还搞了一些米酒，架起门板当桌子。 当时，吃喜酒的有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同志，还有我母亲的二哥 彭琦、二嫂吴仲廉等十余人。大家都毫不客气，你一块我一块地抢着 吃。他们打仗时勇敢冲锋，吃起喜酒来，也毫不示弱。就这样，热热 闹闹地庆贺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