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汇报结束离开后，刘士奇一个人还在会议室踱步。

他十分清楚，在8月秋收斗争中，延福地区党组织已充分暴露了指导机关的极端不纯和非无产阶级化倾向。内延、外延等许多党部和政权机关被知识分子富农，甚至小地主把持了领导权。特委在斗争中一提出减租减息、抗租抗债，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扬言抗租抗债违犯了地主利益，不利于党内团结，会促成他们反动；惊呼“不得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主张党内同志的租债不能抗，出现“党内同志逼党内同志租债”的怪现象。

然而，秋收斗争中的抗租抗债，得到内延、外延农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他们喊出两个口号，一是“不还地主的租”，另一个是“废除债务”。在特委的领导下，他们将那些把持党内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富农、小地主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在抗租抗债中作出极大让步。

他想，如果说过去在“减租减息、抗租抗债”口号中，是与地主阶级作斗争，那么，今天在“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下，就是同富农路线作斗争。今天的没收一切，就是过去抗租抗债的继续和深入。为了保证夺取分田和“攻吉”战斗的胜利，他觉得必须继续坚持在党内展开积极的政治思想斗争，尤其要加强延福地区的党内政治思想斗争，对延福党组织进行一番改造。

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延福党组织出现的问题，究其由来，还得从吉安地区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创始人一一罗石冰讲起。

罗石冰出生在吉安县延福乡大安井头村一户富裕家庭里，是中共江西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罗石冰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在中共主要领导人崔秋白、样代英等人的直接教导下，系统地攻读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通过寄送《中国青年》、《向导》、《觉悟》等革命书刊，把吉安第七师范、阳明中学、县高小和延福圻东义仓九小的老师、同学及老同事引上革命道路，并在吉安北路地区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为北路延福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

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回乡开展武装斗争。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有很多土地，家里有钱，开始发展武装主要是他们出钱买的枪，也有的靠收编国民党军阀遗留部队、散兵游勇，以及改造土匪武装。

延福区建立的第一支武装一一油田游击队，就是收编被裁减下来的国民党北伐军连长李育青所率的21人19条枪组成的。后又出钱，从流落在圻东的北伐军士兵手中买回14支枪，又组建了圹东游击队。随着延福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壮大，延福区委根据赣西特委指示，于1928年2月在油田将油田、坊东两支游击队合并为江西工农红军第9纵队。同年3月，赣西特委指令第9纵队前往东固集训，4月底，在永丰龙岗的岭村与东固地区组建的第7纵队会师。考虑到集中使用兵力，有利于统一指挥，这年的9月，赣西特委将这两支部队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

红2团成立后，在延福，阜田和新余、分宜、安福边境一带游击，给敌军及各县的反动统治造成了莫大威胁。于是，延福成了江西反动驻军“剿匪”的重点目标。为避实击虚，同年10月，红2团东渡赣江，转战永丰、乐安等地，留下当地一部分队伍与原安（福）吉（安）边境游击队编为赣西游击第1大队，周益堂任大队长，罗万任指导员，彭树德任参谋长，郭士俊任秘书长。同年11月，活动在吉安与新余边界一带以抢劫为生的原国民党20师骑兵连，由连长杨云清（化名木易）带领140人枪向赣西党组织投诚，被改编为游击第2大队，大队长杨云清。

第1大队长周益堂是湖南人，贫苦出身，穷得娶不起亲，在家呆不下去便跑出来，到安福、吉安边境的九龙山搭棚子住。一天靖卫团抓他的丁，他一怒之下杀了靖卫团丁，用缴来的两杆步枪拉一班穷苦农民组建安（福）吉（安）游击队。周益堂喜好喝酒，每次打了胜仗就好酒贪杯。那天，他伏击收鸦片烟税的靖卫团丁，缴了几支枪，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却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了旁边的王副官，当晚被关了禁闭。不料第二天清早，游击队住地的井头村被安福和分宜的靖卫团包围了。好一个周益堂，挣脱身上捆绑的绳索，冲出敌群，拼死抢夺对面的高山，把敌人引了过去，救出我游击队全体官兵。当日夜晚，游击队召开会议讨论他所犯错误，大家念他忠心革命，杀敌有功，一致同意免去牢狱之苦，恢复他的原职。

不幸的是，好队长周益堂于1929年6月，在九龙山附近与敌工兵营作战时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英勇善战的参谋长彭树德。就在游击第1大队战斗失利，岌岌可危时，幸好杨云清带领游击第2大队及时赶来救援，第1大队才避免了全军复没。这年的7月，1、2大队奉命到油山休整，赣西特委指示将1、2大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纵队，任命第2大队长、原国民党骑兵连连长杨云清为纵队长。

然而，特委的任命，触动了郭士俊、罗万的敏感神经，郭、罗均出生于延福的富裕家庭，是地方名门望族。1919年罗石冰在县高小任教时，郭、罗是他的学生，积极参加过罗石冰发动驱逐反动校长谢邦宪、邹古愚的学潮。国民革命时期二人在延福地区参加革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郭士俊并于1926年12月任过吉安县党部委员。1927年10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他们回家与延福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出钱买枪，积极谋划开展武装斗争，组建游击队伍，罗万曾任北路游击队长，郭士俊为指导员。红2团东渡赣江转战永丰、乐安时，留下了他们所领导的一部分队伍，后与周益堂的安（福）吉（安）游击队合编为第1大队，在建立和保卫延福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于是，他们自持劳苦功高,有地方势力，对特委的任命进行公开抵制。一方面攻击特委“不信任地方”，“感情上有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封建宗族关系挑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拒不服从杨云清的领导，在队伍内部制造矛盾和分裂，企图排斥外地工作同志，赶纵队长下台。

特委对第3纵队出现的问题，有些始料未及。为了及时解决，特委原想派出中央来的特派员汪克钧、罗汉彰去3纵加强领导，调处纠纷。可是汪、罗十分畏惧郭士俊、罗万的地方宗派势力及其淫威，不但不敢站在公正立场上讲话，反而向特委频频要求调动。于是特委计划将杨云清调出，将原1、2大队进行混编，开往新余、安福边界游击，谋求彻底改造3纵。不料未待军事科长实施计划，传来报告说，“8月9日，第2大队与第1大队火拼了，死伤80余人”一事情即是杨云清引起的。因掌管财经的秘书长郭士俊自改编以来，从未给第2大队发过伙食费，杨云清即以“军中生活受限制”煽动2大队士兵起来解决1大队，并下令抢劫1大队财物后“准备散伙”。因此特委命令捉拿杨云清，并予以处决。

处决杨云清后，郭士俊、罗万分别当上了纵队长和后由3纵队改编为独立红3团的政委。他们仗着抓住了军队，与坊东乡党部书记郭象贤、农民协会主席刘秀启等一班知识分子，把持着延福地区的党政军大权，站在地主富农阶级立场上，极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日益高涨的农民革命斗争相对抗，成为延福、北路，乃至赣西农民革命前进中的绊足石。这一点，在“抗租抗债”和“没收一切”斗争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很显然，在“攻取吉安”的斗争中也将得到检验。

想到这里，刘士奇心里一沉。北路的攻吉行动，一直是他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