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奇万万没想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竟是“转变这一攻吉主张”。

那是1930年的1月18日，北路行委派一交通员送来一封“无头无尾”的信，看口气和笔迹就知道是江汉波写给特委的。来信居高临下，首先批评特委过去对北路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指导不力。接着指出湘军换防后，“成屠夫”先后两次举兵进剿北路，烧杀掳抢，群众深受其害。第1次阜田和内、外延男女老幼被杀27人，烧毁房屋3、4栋，所到地方抢劫一空；第2次在延福坊东坪大肆烧杀，仅房屋商店烧毁1400余家。至今受难群众无家可归，致使党内同志产生悲观，群众意志逐渐消沉。因此认为“攻吉”行动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建议从长计议，转变这一攻吉主张。

刘士奇看过来信，并与交通员简单谈话后，就意识到巡视员江 汉波轻易转变政治主张和特委政策，放弃攻吉口号（虽然来信申明 不是放弃攻吉口号，而是建议更积极的准备）有一严重问题，“不但关系赣西工作前途，而且有关全国直至整个的革命”。于是在百忙中，第二天专门召集有赣西少共特委书记、红4团团委书记、南路行委书记和红军教导队特支书记参加的特别会议，就江汉波来信进行了详细讨论。

会议就来信指出特委过去工作的缺点，刘士奇代表特委表示大部分同意，并虚心接受。承认因交通不畅，过去特委与北路沟通少， 特委的文件和许多政治上的消息北路收不到，一旦形势有新变化还 不知道，这一点特委是有责任的。尤其由于地域关系（北路不像南 路有河流阻隔），敌人容易集中进犯，致使群众遭受严重烧杀，也不 能不让北路的红3团、党内同志和群众疲于应付，疲于打仗。但是，尽管如此，这也不能成为转变攻吉的理由。

会议一致认为，来信太悲观，与南路及当前全国的政治形势不 相符。指出党内同志的悲观情绪，主要来自对当前政治形势认识不 清，认为军阀混战告一段落，没有看到当前革命“到了新的形势”。同时特别指出，北路群众意志所以“消沉”，原因在于北路攻吉太偏重行动的准备、军事观念太重，没有深入组织、动员群众起来，而平时又没有群众日常斗争，没有做扩大赤色区域工作。说到底，北路“首先要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四大党官问题），这么久还未解决，群众如何不受影响啊”？

会议最后集中大家讨论的意见，决定一并致信给北路行委并转 江汉波同志，告诫千万“不要轻易放弃或改变攻吉安口号”，并嘱咐江汉波接信后立即返回参加“于田会议”。因为此间，正在召开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即1930年1月18日至22日，在遂川于田召开的红5军军委和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联席会议。

于田联席会议召开的由来，是这样的——

转战在湘鄂赣边界的红5军军部及1、2、3纵队，直到1929年的12月才在湘赣边境集中。因缺乏训练，没有子弹，故决定向萍乡推进。打下上粟市后留2纵在袁州、万载工作，军部与1、3纵队进至莲花。这时参加攻打吉安的5军4纵闻讯，便赶往永新与军部汇合，随后在泰和、万安、遂川游击。1930年1月1日，得知消息的刘士奇出于特委全局工作的考虑，致信5军军部彭德怀，请求召集5军军委和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联席会议。这时，恰好中央派彭清泉巡视湘赣边特，来到了5军，一商量，便同意就近在遂川县的于田乡召开。

会议是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下召开的。此次中央派彭清泉 来湘赣边有两个目的：一是得知1929年10月2日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称：“边特目前已陷于绝境……只有请省委派巡视员前去解决”，而江西省委刚先后派出蔡申熙和江汉波到西特，一时又无人派往边特，故江西省委要求中央派人前往，并建议中央“将边界特委取消，永新、宁岗归西特指挥”；二是由于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10条的“对土匪关系”，涉及到袁文才、 王佐。因当时边界特委及永新、宁岗县委的一些领导人和上级来的巡视员，在此一决议的政策影响下也充满了“左”的情绪，曾先后多次向中央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中央听了这些反映后，也信以为其，于是就派彭清泉来解决袁王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很快通过解决袁王问题，交彭清泉“负责办理”。接着在刘士奇的提议下,会议决定，同意赣西特委关于攻取吉安的请求。

为积极夺取吉安，会议还决定，同意刘士奇提议的打破一切地 方观念，实行集中统一。即集中党的领导，将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界 特委统一合并；集中政权机关，统一成立苏维埃政府；集中军队编 制统一组织指挥，将赣西南红军、赤卫队合编为第6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后为陈毅）、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下辖1、2、3纵队，原红2、3团编为第1纵队，原红4、5团编为第2纵队，原永新、宁岗和莲花赤卫大队一部分编为第3纵队。从充实6军队伍着想，红5军还派出除军长黄公略以外的43位同志参加6军工作。

联席会议结束后，红5、6军即联合展开攻吉行动。6军由万安、吉水、峡江、水东、水南逼近吉安；5军则相机进取泰和、安福，并在泰和的马家州，吉安的横江渡、高坊坪打了几个胜仗，向袁州开进，逼迫吉安，与6军对“孤城”取包围态势。成光耀非常恐慌,吓得手忙脚乱，龟缩城中不敢动弹。一些资产较多的豪绅资本家，忙卷着巨款纷纷逃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