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出会场时，发现后脚有人跟着，回头见是江汉波。江汉波说毛同志，我想跟你谈谈。毛泽东见他满腹心事的样子，知道 有人批他“富农路线”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他不想听，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对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巡视员什么的，向来没什么好感。在井冈山，上级派来周鲁、杜修经、袁德生等人，都是一些脱离实际、唯上唯书的歪嘴和尚，已吃够他们的苦头。他觉得江汉波也一样，不过是位不接地气的白面书生，不想跟他多谈。他要找谈的是李文林，便推辞说，你改日吧，我已经找了李文林。

吃过午饭，李文林来到毛泽东的住所。看着李文林，毛泽东想 起一年前，就是这个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眉毛像张弓一样的英气勃 发的年轻人，把他和他这支疲惫不堪、个个“像叫花子”的部队领上东固根据地，与他所领导的红2、4团会了师。东固山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无限热情地迎接他们，帮助红军运送伤兵和补给，让4军度过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他见红2、4团全体官兵个个生龙活虎，表扬了他们的勇敢战斗精神，称赞4军是铁军，红2、4团是“钢军"。

下山以后，他向中央和给边界特委写信称赞李文林“采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红2团“战斗力颇好”，“差不多抵得上4军的31团，”，有“日益发展之势”。就在前不久，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他还称东固为“李文林式”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并列。即使后来到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在回忆中说：“在领导的中国革命，曾幸运地遇到3回以转危为安摆脱困境的依托'支撑点'：……其2是从井冈山冲破敌人'3省会剿'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赣南遇上了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2、4团，才有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的计划，开辟了'中央苏区'的新纪元……”，可以说，毛泽东对一年前的李文林是赞尝有加，充满期待。

然而今天，坐在他面前的李文林显得有些沮丧。应该说，在群 众站在自身阶级立场抗租抗债与豪绅地主作斗争时，李文林带领红2、4团是始终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面，为消灭地主阶级的靖卫团立下汗马功劳。但是，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在“没收一切、平均分配”、“土地归农民”的呼声日益高涨、群众斗争的矛头又指向了富农阶级的时候，李文林却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那天胡品同志说得好，“作为赣西党的主要领导，首先要看他的大节。什么是大节？就是在这个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是不是真正站在群众这一边。”有人批评他带领部队除了打仗还是打仗，不依靠群众，不做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工作；说他放弃争取群众的任务，坚持维护所谓的“赣西自耕农”利益，固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是代表富农主张，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些批评击中了要害，是这个年轻人过不去的坎。但是，毛泽东以为，跟江汉波性质不同，这个年轻人的问题，还是个认识上的问题。在耐心听完年轻人的倾诉后，还是对他循循善诱：

他说，文林啦，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 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战斗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战斗的时 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1与10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北伐和南昌起义时候的队伍不相同，那时叶贺的队伍只单纯打仗，若是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加强党的领导，党及军事的统一机关决不可少，否则陷于无政府，定要失败的。

他又说，文林，你要知道，中国农民生活比任何阶级都苦，中 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深。这些痛苦和压迫的来源，土地 问题便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因为农民自己没有土地，便不能不蜷 伏在地主豪绅的威力压迫剥削下，仰承他们的鼻息，以求一饱。而 乡村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当然也都是建筑在这种经济背景上，成为封锁农民桎梏，使一般贫苦农民群众永远得不到解放。所 以，我们现在如果真要农民起来革命，真要推翻封建势力在乡村的 基础，便必须要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要农民自己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切身的土地问题。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用强力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解除农民生活的痛苦，从压迫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

李文林静静地听，紧抿着的厚嘴唇使嘴角微微翘起，显出几分 刚毅。

当天下午的联席会上，毛泽东就土地问题作了专门讲话。他说， 农民世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巩固政权扩大红军， 动员支援红军，最根本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有 了土地，得到实际利益、革命果实，就能激发革命热情。

毛泽东在回忆土地革命历史时说：大革命以前党内就不曾提起 土地问题，大革命时代，湘鄂粤农民主动掀起了平分土地的高潮， 可党对土地革命不能提出正确主张，只骂农民运动过火；南昌暴动 知道土地革命严重了，反陷在机会主义泥坑中，说50亩以下的小地主不没收，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盲动主义时候的农民暴动，不曾注意到土地问题的解决；六大指出，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赞助平分，可是许多苏维埃区域一旦执行，又来了严重的富农路线，不是不分就是分不彻底。而今日贫苦农民群众，己经要求一切没收了，可这里还有人说是违背民权阶段的原则，还在把群众往后拉。

听到这，会场上的眼光齐刷刷地对着江汉波。只见低着头的江汉波，一声不吭。

毛泽东的声音显然提高了，说：“今日提出没收一切，决不是违背民权阶段原则，而是扯开农村中贫苦农民对抗富农的阶级火线，斩尽党内对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

会场寒时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毛泽东最后说：“现时共产党特别是农村中的党支部，充满着富农分子，无产阶级基础非党薄弱，这是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严重发生在组织上的根源。因此，要坚决反对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必须在坚决发动平分土地的斗争中，从组织上驱逐富农分子，并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因为这些分子，离开阶级观点，完全脱离群众利益，不接受群众的要求，他们占据党部苏维埃革命机关，压迫群众，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必须如此，才能保障正确的土地革命策略的执行。”

毛泽东话一结束，会场立刻沸腾了。有人说过去党和苏维埃组 织流弊不少，红军每占一地，即派大批同志去乡村组织，往往只召 开一个群众大会宣传一番，不放手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开展阶级 斗争，所以过去真正下层工农群众不敢出来，有许多投机分子，小 地主富农趁机混入各级领导机关，遇到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时候， 如分田等，便从中阻挠破坏。尤其是延福坊东乡党部书记郭象贤、 乡农会主席刘秀启，仗着过去红军领导人郭士俊、罗万的保护伞， 更是勾结一起为所欲为。一直到现在，这一基础还未肃清，党政的 领导权，仍然操纵在以“四大长官”为代表的富农阶级手里，如今，必须彻底从组织上驱逐出去。

曾随同江汉波巡视北路的特委委员胡益寿揭露说：在攻吉期间， “四大长官”破坏北路群众攻吉动员大会，会上暗中指示流氓分子公开打伤麻坊乡农会主席曾纪松，以致重伤身亡。这笔账，连同前期“与特委对抗秘密购枪，另组游击队”，“派人捣毁分田的革命委员会，扬言要杀特委巡视员”的罪行，要一起算。

随同巡视北路的特委委员许伯年也说：江汉波去北路前，士奇 同志一再叮嘱他，要首先解决组织即“四大党官”问题，但是，巡视期间，江汉波对“四大长官”所犯罪行却不闻不问，明知“四大长官”是站在地主富农阶级立场上，与日益高涨的农民斗争相对抗,成为延福，乃至北路农民革命前进中的绊足石，必须要扫除，但他还主张“拉一把”。犯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

胡益寿、许伯年发言后，批判的矛头一齐指向了江汉波。人们 纷纷发言，揭发清算江汉波的错误言行，兹抄录如下：1、“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主张2、3团分开游击，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的取消主义错误。”2、“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 。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 取农民的策略，走向托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 部。”3、“在赣西苏维埃问题上坚持所谓'先宣传后组织'，'要有很好的宣传才能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不知道斗争就是宣传就是组织，否认现在籁西苏维埃的革命作用……乃是他一贯的取消主义。”4、“在编6军的问题上他不能否认编6军的政治理由，他却拿了'组织的招牌来反对'，说什么'6军可以编，但须经省委及中央批准'……照他的主张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编成……是他对红军的取消主义。”5、“在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问题上，他不能否认两特委合并的政治理由，却因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又拿出'超组织'的罪名，放在一般同志身上反对两特委合并。”6、对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特委书记刘士奇提出“许多的技术的批评，说什么脾气太大了，欢喜骂人等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根据以上罗列的“政治罪恶”，以刘士奇为代表的的江汉波反对派，在联席会上提出由“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但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没表态。因为时间到了，毛泽东宣布休会，说晚上召开主席团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