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吉安，阻止赣河交通，造成城内粮食恐慌，是射向吉安反动统治阶级的致命一箭。

在二打吉安中，赣河上下两岸的赤色武装，革命斗争情绪十分 高涨。他们设立检查所，轮岗放哨，整天整夜检查来往行人和河面 船只，阻断交通，断绝吉安与南昌、吉安与赣州的往来，打击白军 及不法商人的偷运货船，不让一粒粮食通过哨卡，运进吉安城内。

2月25日，歼灭敌15旅唐云山那天，赤色武装协助6军1纵，在三曲滩截获了由南昌开往吉安装满大米的4艘货船，并消灭了押运船只的省保安3团1个排。不久后的一个深夜，又查扣了吉安有名的女商人“草上飞”的偷运货船，缴获了满载的粮食布正。赣江上游的赤色武装，除了在张家渡设立哨所外，还经常派出少数人员，在两岸农田以劳作为名侦察敌情，监视从赣州顺水北流的木、竹排子，查获偷运的粮食，柴草，食盐和枪枝弹药，有时还捕捉到化了装的土豪劣绅，搜索其粮食等物品。

除此之外，赤色苏维埃政府还将农民群众中的骨干中坚分子， 吸收到政权机关里，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对吉安城内实行 经济封锁，严禁粮食输入，不挑柴米进城，并在通往吉安的路边出 口设置关卡，自动阻米禁运。农村中豪绅地主尽数避居吉安城，不 时贿赂军队下乡逼债，烧杀，农民普遍要求杀尽城里的豪绅地主。 白军每下乡烧杀一次，又激起了农民进攻吉安的愤恨。一月大雪的 那些天，白军帮助地主豪绅回赤区索债，抢夺粮食，武装群众在雨 雪中与白军英勇作战，常被武装群众打回吉安城里，有时还被赤色 武装缴了械。因此，白军士兵都不愿下乡，一方面怕被打败，另方 面白军下乡，群众不给他们粮食柴草，怕挨饿受冻。

有句古话：“农民不上街，饿死帝王家”。

自从“攻吉”以来，截断了吉安交通，粮草不准进城，吉安城内一片混乱，几成死城。城内商店很多关门，谷价涨到20元一担，米每升为300余文，1、2斤松柴要18个铜板，而且有钱无市。市民对统治阶级怨声载道，他们一家常常忍饥挨饿，一天吃不到一顿饭。贫苦市民吃不上干粮，用糠米煮青菜粥吃。大豪绅逃离吉安跑往上海南京，中等亦逃至南昌九江，下者生活无计，有的被迫进挨户团、靖卫队混口饭吃；有的则挑水做工，逼迫媳妇、女儿、或妻室卖淫度日。一些财源在农村的土劣，在城内完全无法维治其生活，便跑回家自首，愿归顺苏维埃，把家产一概捐出，请求保全性命；还有些逃到吉安城内的土豪劣绅，为居住城市的土豪劣绅所不容。城市土劣见攻吉风声越来越紧，怨恨农村土劣不该蜂涌进城，连累了他们。于是每捐贿军队的款项，都推给他们，让农村逃来的土劣有受压迫之感。不胜重负后常拒绝名目繁多的“剿匪捐"、“团练捐”、“工事防守捐”等，希望逃出吉安城。许多小土劣因逃离吉安遭到扣押，被控为“通共”、“土匪”遭致杀害。杀人又无布告，使群众更为恐怖。

截断吉安交通，粮草不准进城，使吉安统治阶级经济濒临绝境。 因为剿“匪”，需用增加，而街市生意锐减，乡村HI税、捐税又收不到分文。加之吉安票币不得在乡村流通，不能滥发票币，致使财政匮乏。除吉安、万安、泰和、清江、峡江、安福、袁州、分宜几个孤城尚能拚命的抽剥外，农村中是一文没有。吉安对河的水东离城不到1里，亦为赤区所有;北门南门还能统治10里，西门只能号令20里。统治阶级财政紧缺，不得不增加吉安城内商家居民的苛捐杂税，商家亦因税捐增多，商店经营亏损而关门倒闭。

吉安商家居民最感痛苦的是苛捐杂税。货物厘金的增加，豪绅 地主和民团名目繁多的捐税，以及"剿匪”费用的加重，使他们不堪重负。赤色区域没有税捐和剥削，故商家居民很同情革命。他们知道，红军攻进各县市的城市政策是：不烧杀掠抢，对商家住户只有政治的没收，没有经济的没收：即对豪绅为罚款，积极反动者没收其财产，对商店则不没收，亦无罚款，而是捐款。捐款的办法，资本在2000元以下者不捐；2500元者捐30元，3000元捐40元，4000元捐90元，5000元捐100元，余次类推。这一政策不似统治阶级需索无度，故红军所到之处，商店开门并无惊恐，市民亦无畏惧，尤以红军纪律严明，更使市人满意称道。他们普遍怨恨白军，盼望红军早日打进城来，想方设法与红色区域暗通消息，并且暗地串通，共同筹集100万元现款请求成光耀离开吉安；筹20万元，作为红军进城的犒赏，每一居户，每一商店都准备了一面红旗，几挂爆仗，欢迎红军进城。当时有一句趣话：“什么东西最贵——红布。”

“三月吉安粮食饥荒”，白军在河西沿岸费尽心机组织农民守望团，唯一要求开辟米道。儒林素来是无米之区，原本靠他地供给，i却亦下令筹米500石，结果是无疾而终。地主豪绅只好向赤区进攻，去抢劫急需粮食。他们要求城内驻军派兵，驻军不答应，地主豪绅无法，即把逃在吉安的难民组织起来。

那时，吉安城里地方派别很多，有永新派，吉安派等，派别之 间因争权夺利，相互冲突厉害。除了各派别，还有自新团（指背叛革 命分子的组织），难民团。难民团是各地逃难于吉安城内的难民，其 中大部分因为盲动主义时代提出”凡参加过挨户团的农民，即杀”，所以在赤色政权建立的地方，受骗的、被迫参加过挨户团的农民都怕回家，流落吉安。难民团永新最多，约有3、4000人。地主豪绅即利用这部分群众，组织难民团来进攻革命，下乡索债，抢粮。而这些群众如今生活已无着落，也愿意参加。他们配合靖卫团武装向延福、儒行、坊廊、阜田等地抢劫粮食，结果同样一无所获，被赤色武装打回吉安城里。因此，“饥荒的三月”，吉安城内人心惶惶，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