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严重关头，以刘士奇为代表的赣西南特委，领导广大的 农民群众在党内外开展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时领导力量确实薄弱，特委6人，5个常委、1个苏维埃主席,曾山、李文林先后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肖道德代理曾山主持苏维埃工作，王怀在永新不能过河，丛允中在赣南，特委依然是刘士奇“单人跳舞”，唱“独角戏”。但是，刘士奇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紧紧地依靠群众，采取“积极进攻，转客为主”的斗争策略，号召群众第三次攻吉，始终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1930年4月7日，特委发出《群众斗争的策略》的通讯，指出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正是表示革命的深入”，是“革命斗争中必然的现象，革命的胜利必须要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才能巩固”，要沉着应战，“不要恐怖、冒险、动摇”。

在分析敌我情势时指出，现在敌人“以全力对付西北两路，以很小部分的白匪会同红黄学会、靖卫团向南路骚扰"，采取“北进南扰”、“南进北扰”的策略，我们则运用“敌南北进”、“敌北南进"的老办法，侧而解决敌人，即敌人向北路进攻时，我们向南路反击，以攻敌人之薄弱；敌人向南路进攻时，我们同样向北路反击，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困扰和袭击敌人，“一切工作向吉安包围"，转客观上的被攻，为主观上的反攻。

首先，在党内上下开展反对逃跑主义的斗争，将那些在敌人进 攻面前，表现出政治上悲观、军事上退让，害怕、放弃、取消斗争 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那些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弃群众于不顾，畏 敌逃跑，造成极坏影响的党政负责人；以及钻进党政指挥机关首先 背叛，出现动摇逃跑的地主富农分子，统统开除出党，对情节严重 造成危害的，坚决予以处决，杀一批。

在与党内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同时，还举行赤色清乡，赤色戒严， 向地主富农反革命作斗争。特委指出，过去革命斗争发展太快的地 方，反革命潜伏活动是难免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混入赤色区域， 赤色政权。因此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戒严很有必要，“只有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才能巩固斗争的胜利”。赤区的赤色清乡、赤色戒严非常严密，要求各级政权机关管理好各自群众，各赤卫队班长、队长管理好各自一班、一队人。如发现有思想动摇，表现不好的要捉拿到 苏维埃究办。凡生疏行人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没有苏府 通行证，无论何人不能通过。同时断绝水陆交通，挨户清查，登记 人口。并号召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凡来到自己家里或在其他 地方，发现有行动不对或可疑的人，无论亲戚还是朋友，-律报告苏维埃政府拿办，用“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在“赤色恐怖”中还找出“AB团”许多线索，发现儒林区有一“AB团”分子任党支部书记。还有的地方“很技术（苦肉计）的破获'AB团，，举行大会示威，枪杀其首领”。从此，各地破获“AB团”的消息频频传出。

后来，西路行委印发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引起了刘 士奇的注意。大纲中列举AB团的种种现象，如“潜伏在赤色区域内，『假借共产党的口号如分田、抗债等来欺骗群众，引诱群众入圈套。”他看后认为，有些言过其实，是不实之词。又如大纲中指出AB团的特点“是破坏工农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带引反动军队捕杀工农革命同志，企图推翻革命，陷工农于九重地狱。"刘士奇说，这是所有反动派的目的与手段，不仅仅指是AB团的特点。大纲中还说“他们最近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加入守望队，指示工农杀工农刘士奇说，很明显这不是AB团干的，是北路反动派和还乡团胡厚基干的，不能危言耸听。他号召大家“注意不要搞扩大化，防止扰乱阶级阵线”。

为了反击敌人，农历三月十九即阳历4月17日，特委书记刘士奇来到延福丁田，主持召开北路行委与6军1纵联席会议，讨论击敌一部、恢复敌占苏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到一半，就听几声枪响传来，有人来报，说敌军逼近，便立即休会。后来才知道，有敌军士兵在山下故意早早鸣枪，通知我休会应战。时群众混乱，大多逃离，刘士奇即组织集中在丁田的200余地方武装，跟随6军1纵同时登山埋伏，与来犯湘敌第41团战斗了4、5个小时。至下午1时，6军1纵掩护群众武装撤出战斗，因子弹缺乏，而退进油田九龙山里。敌乘势将6军1纵团团围困，直至第2天，纵队K柯武东、政委李韶九乘夜组织反击，分散突围，才跳出敌人的包围。这时，敌人正以大力烧杀和办守望队侵占赤区，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热切希望6军1纵全力支援，能继续参加对敌作战，但政委李鄱九以''缺乏子弹，经济困难”等理由，坚持拉队伍离开赣西，开往湘东。致使北路遭敌重创，地方党部与群众极为不满。

自丁田一战后，敌人采取渐进策略，在我无法反攻情况下，一 些赤区渐被消灭。故刘士奇曾批评说：“某些同志，不赞成红军武装保护赤色政权，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在群众斗争的严重关头，6军1纵离赣开往湘东，其实质是弃群众于不顾，是机会主义的畏敌逃跑。”

面对白色恐怖和笼罩在党内外的失败主义情绪，刘士奇认识到， 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根本意义在于领导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只 有在斗争中才能夺取胜利，得以生存。即使斗争失败，惹起更残酷 的烧杀，其结果足以增强群众革命的热情和对反动派的憎恨，于整 个革命是有益的。如果党组织不能领导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便无 组织的必要，即便有组织，也失去了组织的意义。于是，他坚持“反客为主”，变客观上的被攻，为主观上的反攻。一方面号召各地多开各种会议，如党内活动分子会议，大会，群众大会。会议越多越好。当时，特委召开千人以上的大会就有好几次。各地的大会，特委都分别派人去出席，作政治、理论和工作报告。在开好各种群众会议的同时，还出版《前敌日报》、《红旗》等报刊，发表各地的斗争消息，尤其把赣西南本地，东江、闽西、两湖一带斗争中取得的新胜利，及时报告给群众。尽量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调动他们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把斗争放第一位，生产放第二位。因为只有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把敌人的反动气焰镇压下去。

另一方面，在6军1纵远离赣西南的情势下，鉴于西路组织上存在十分浓厚的地方保守主义，当北路斗争危急，曾多次去信，要求西路地方武装向吉安进攻，以牵制敌人力量，西路不仅不执行，甚至连信也不回。特委特别召集西路工作会议，严重指出西路赤区领导没有全局观念，只求自保，不援助白色边境被重压的群众，不听从特委统一调动指挥。为此，特委决定加强军事力量，统一武装指挥，组建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将各县特务队即第4、11、20、30纵队，扩大为赤卫军1、2、3、4纵队，下分中路、北路、西路、东路指挥部，实行军事经济集中，选调军事人才，集中力量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