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攻吉失利，特委正准备休整后再行动员，见6军1、3纵队在彭清泉、黄公略的带领下，从莲花回到北路，正好相遇。经会议研究：乘我军右翼已占踞天华山，左翼已占踞真君山、螺子山之机，“趁热打铁”，于7月1日发动第七次攻吉。

会议决定以6军1、3纵队和赤卫军1、2、3、4纵及25纵为主力；为适当减少远处群众参战，就近在北路进行发动补充。6月29日，彭清泉在延福坊东主持召开北路吉安、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安福6县紧急会议，着重研究发动动员群众，配合红军主力进行七次攻吉的问题。

经过两天的准备，7月1日拂晓，总攻击开始。我军主力分别从真君山、天华山方向攻击前进。从真君山进攻的6军1、3纵队，经过激战，冲破了敌人的连哨，在吉安北、西门一带，同样因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被城外的电网和布满竹钉的壕沟阻挡，不能逾越；从天华山方向进攻的赤卫军1、2、3、4纵队和25纵队，因敌刚从樟树调来增防的两团人马拼命防守，虽经无数次冲锋，终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下，始终未能攻破。

第七次攻吉因敌凭险据守，加之已有增援，以逸待劳，在我军 围攻5天未克的情况下，特委决定7月5日撤围转移，进行休整。是役，敌我双方均死伤400余人，敌围了我红军学校学员20余名，损失枪支4、50支。

每次攻吉虽没能夺取，但於赣西南的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和推动。 从当时军事力量、群众武装和客观情形看，如人们所说，要夺取吉 安是不可能的，即使暂时取得，也不能说最后胜利。但“攻吉在内，成就其外”。之所以屡次发动，主要是秉着党的“主动进攻”精神，广泛深入地发动和争取群众。实践证明，特委历次发动的攻吉行动，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群众对于“吉安非打不可”有较深的认识，每次虽没能打下，“群众情绪有暂时的消沉，但再次攻打时又高兴地参加”。其重要原因，是刘士奇成功地利用土地与农民的天然关系。南路在攻取吉安的口号下，大部分解决了土地问题，在分田运动中每个农民平均分得1亩2分以上的土地，并得到耕田证，唱着《耕田证》歌：

阿婆苦了几十年，

 红军来后分了田；

 田契换上耕田证，

 土地还家喜连连。

 香糯酿酒美又甜，
   酒甜难比有了田;
     酒甜只能甜一时，

 有田能甜万万年。

耕田证啊贴胸前,

 它比金银还值钱；

 油纸包上几多层，

 放在枕下最安全。

 睡前仔细看一遍，

 三更半夜捻着边；

 做梦也在大声喊，

  田中喷出幸福泉。

群众在分配土地中得到了利益，自觉地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但毕竟分得的田地是从地主手中抢过来的，诸如吉水王以匡等豪绅 地主并没有被铲除，他们在吉安等城市避难，一有机会便会回乡反 攻。就像“三八反水”后，王以匡利用收卖反动的“红黄学会”到赤区进行烧杀，使中鹄、水南两区惨遭浩劫。所以，最安全的办法是打开吉安，把他们捉回来直接杀掉。

即使那些在分田中，没多大受益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农民，也 自愿加入到攻打吉安中去。首先，是繁重的放哨任务，使得农民也 希望打下吉安，以减轻负担；其次，凡参与攻城的农民，可提供较 好生活保障，“赤卫队、少先队每次出发要草鞋费，剃头费，吃烟费，五百钱的有，一串钱的也有”，每月还有3元零用钱；其三，经济封锁后苏区内工业品奇缺，其中盐为之最。这对于整夭在农田中劳作的农民，可谓是致命的，不能不逼你想着打进吉安去。

就是那些外来，也同样与农民一样，渴望得到吉安城里的 财富。因为一是土豪劣绅将家产全部搬进吉安去了，二是国民党严 密的经济封锁，农产品不能流通，三是苏区几乎无土劣可打，而斗 争中各项耗费却大，苏维埃办公都感到困难，“非拿下吉安、赣州，不能解决这一财政恐慌”。

而对于农民来说，到城市中发洋财，比分田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之所以迫切要求打城市，其主要原因包括：1、进城杀反动派，因为逃进吉安的反动派不消灭，回来又要夺回分了的田和财物，还有，反动派抓了不少自己的人，为营救他们也要打进吉安去；2、城市有工业品，如盐、煤油、布正等，不把吉安攻下，群众买不到工业品；3、农民喜欢毁城墙。3者之中，夺取城里工业品和发洋财的心理状况，占了更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