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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六大”以后,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思想,到了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国民党各派军阀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这一有利形势助长了他的“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中国革命“大爆发''的条件己经成熟,便照搬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而忽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主张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来夺取全国政权。他还完全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在党内集中力量进行反对所谓主要危险“右倾”的斗争,对于不同意或反对其“左”倾错误的同志,一概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加以严厉的处罚和打击。
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红4军与红6军汇合,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总暴动。接着5月中下旬,李立三在上海先后主持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和“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的策略与路线,为红军规定了“向着交通要道及主要城市”进攻的任务。根据这条“左”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及“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为了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红4军前委下达了许多指示,要求“依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改变过去的路线,接受“新的路线”。4月3日、4月26日中央军委致4军前委的信,5月22日中央军委给南方办事处并广东军委的信,均要求改变“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放弃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由江西会合5、6两军进攻武汉”,配合“湘鄂赣三省的首先胜利”。6月15日中央又给红4军前委的信,再次严厉批评4军前委“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固执过去在农村割据的“农民意识”,“保守观念”等等,要求4军前委“深刻的了解自己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今后的路线”,并强调“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在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甚至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出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摄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按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会师闽西”的计划,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进入上杭,来到长汀的南阳。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4军前委在长汀南阳龙田书院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6月13日,就在南阳会议将要结束之际,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了汀州县城,说要传达中央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汀州县城继续举行。
在汀州会议上,特派员涂振农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精神,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中央有关决议及命令。他说,现在的敌人是“摧枯拉朽”,“一击就破”。必须“把每一支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去,地方武装不能留一支二又称“在8月以后要无条件扩大红军50万”,只要“有人就有给养,有群众就有。”他在会上一方面批评红4军犯了“新右倾主义”错误,一方面命令红4军、红6军、红12军整编为红1路军。任务是:“第一步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红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在李立三_再批评和压力下,毛泽时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改编时,将4军1、2纵编为4军,3纵加军部特务营和赣南地方武装为12军,4纵编为21军;6军根据中央决定改称为红3军;赣西南成立20军,赣南成立22军。留21军在闽西、22军在赣南、20军在赣西南。
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不久改称红军第1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下辖3个军:第4军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后罗荣桓);第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陈毅(7月底,红6军在万载慈仪正式改为红3军,蔡会文任政委,陈毅为22军军长);第12军军长伍中豪(后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当日从长汀出发,在广昌与兴国之间,与红3军会合。7月9日,经广昌、瑞金绕道到达兴国,途经大柏地时,毛泽东说:“去年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
去年2月大柏地战斗,因为红军枪弹少,向群众借了许多爆仗和煤油桶,战斗时点燃爆仗,丢在煤油桶里当枪弹,以及其他东西等。如今令战士挑了两担银元花边,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先召开群众大会,自报借了多少东西,后逐一发钱。有些群众还拿出当年红军放在野外的借据。这一路毛泽东一边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一边进行社会调查,缓慢地向前推进。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疑虑心理,决定了他在执行攻打南昌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推进”方针。
在行军路上,有个被俘过来的战士因发疟疾行走不便,毛泽东便把去年6月9日攻占上杭缴获的棕黄色战马让给被俘战上骑。马夫看见被俘战士流了泪,问他哭什么?被俘战士说,过去在国民党当兵,有一次行军跌了一跤,枪上弄到泥巴就被连长痛打一顿。现在红军生病,首长关心我,还把自己的马让给我骑。对比起来,怎么不感动,不流泪呢?
7日11日,红军第1路军前委发布《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这一路上,毛泽东诗兴大发,吟出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鲤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前委到达吉安陂头,出席由中史特派员涂振农主持”集的红1路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鉴于鲁涤平闻红军进攻吉安、南昌,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到江西。大家认为,国民党主力正集结在吉安,凭险死守待援,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于是决定,主力红军暂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
7 日20日,占领永丰城。24日,占领樟树镇。占领樟树后,按李立三冒险主义的方针,应直趋南昌。但是,毛泽东没有贸然攻打南昌,而是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对敌我形势和军事部署进行讨论。这时,从参谋处破译敌人电报中获悉了敌军的配置,得知我在樟树处于3股敌人之间,“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于是决定,不打南昌城,而是乘虚西渡,向南昌对岸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再向南昌挺进,只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然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毛泽东始终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8月5日,毛泽东到奉新,从《上海报》中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攻陷了湖南省会长沙,后又从明信片上一句话得到了证实:“彭匪确己占领长沙”。几天后,又获悉红3军团已撤出长沙,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铤部的3路追击。毛泽东立即率红1军团向湘赣边境西进,向红3军团靠拢,进至万载。8月18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军戴斗垣旅,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与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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