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会议，继续讨论政治工作报告，值班主席李文林主持会议。 他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政治路线，对李立三的指示非常重视。他 说，立三同志对赣西南工作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正确，大会讨 论，要围绕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对照检查，纠正特委过去所犯政治工作上的错误。

主持人一宣布开会，陈奇涵就起身要求发言，说特委的政治工 作报告“要加入他上午说的意见”。他说，只有采纳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正确意见，才能彻底纠正士奇同志的“家长制"，“个人说了算”，否则，他还曲解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呢。

“是啊，”有人附和说，“这一年来，他无视组织工作，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注意组织工作与党内政治斗争平衡推进。每次政治斗争，不以组织工作去保证，去推动，而一个人说了算，在党内通行一种惩办制度。同志犯了错误，不在思想上同他斗争，而动辄用枪毙的手段对待，造成赤色恐怖。”

特委候补委员、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接着说：“士奇同志高'唱的'平分土地'，是私有观念，不是社会主义主张。主张平分土地,就是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要转变农民意识，就要坚决反对一切没收，平均分配！”

刘士奇一听，立刻进行反驳：“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是'二七'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制订的土地分配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能否定！所谓农民意识，包括富农与贫农两种，说平田地是农民意识，若要反对，就只有不分田。这就恰恰反对了贫农意识，代表了富农意识。我认为，只有集中反对富农意识，却不可笼统反对农民意识。”

“士奇同志的论调，同老毛的路线是一致的，"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丛允中开门见山，“与中央的路线却是对立的。党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夺取湘鄂赣'的政治路线，批评老毛'争取湘鄂赣闽粤，要以江西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是'保守的’，'一切工作都在向后退’。可据说，士奇同志不翻印七十号通告,不传达中央这一指示，这是为什么？”

刘士奇非常镇定，回答说：“因为，我们过去的斗争是对的，不对的是中央指示。中央要转变的农民意识，就是要转变毛泽东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路线。往哪里转变？就是向大城市冒进！我想问问，吉安、南昌、九江还没打开，怎么打进武汉去？”

会场立刻出现一片反对的声浪：

“看看，他公然对抗中央！”

“你这是反党，反中央！”

有人义愤填膺，指着刘士奇说：“你过去运用政治手段，反对引进工农，取消城市工作，取消青年团工作。反党反中央的事多去啦！”

“他还违背特委常委决议，包庇胡献庭。”一个妇女站起来说，“大家知道，胡献庭阶级立场不稳，爱上一个自首的女人，群众反映很大，组织不同意他们结婚。可是，刘士奇不仅包庇他们，还参加他们的婚礼呢！”

“无聊！个人攻击！”

刘士奇拍案而起，对会议的批判者不以为然，认为是小组织团 体的人身攻击，“一点不肯接受”。毅然退出会场，拒绝出席会议。

与会代表对刘士奇擅自退场的举动感到吃惊，纷纷要求大会主 席团追究其责任。主席团也认为刘士奇态度傲慢，违背党内政治斗 争原则，决定让与会代表继续发言，对他一年来的工作做一番“检阅”，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检阅开始，特委秘书长李白芳首先发言，说：“士奇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用老毛的'以江西为中心’来反对党中央的'以武汉为中心'。所以，文林同志从上海回来，要召集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他不给文林机会，而要他到瑞金红3军去工作。”

共青团特委负责人段良弼接着说：“士奇同志身上的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一全会后，在家常委没有过半，特委组织无法形成，也缺乏正确路线的理论指导，被士奇同志的农民意识、保守观念错误所包围。而且，他采取的是毛泽东“伴着发展”、“波浪式推进”，因此,赣西南形成了落后、保守的割据局面。据说，省委巡视员刘作抚发现后，曾给中央报告，要调换刘士奇的工作，说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上面，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完全被农民意识笼罩着。”

 “对对，”永丰县委书记邓子美说，“下级组织的农民意识，在党内确有相当基础，白沙、水南、永丰等处的武装分散防守，以致“红黄学会”猖獗异常，地方界限、排外风气、保守观念都很严重,完全是农民意识的反映。"

吉安县委书记郭树接着说：“是啊，下级党组织的农民意识反映到刘士奇身上，就是七次攻吉都没有拿下。要转变农民意识，首先就要与士奇同志的右倾思想作斗争，在理论上战胜它。”

特委常委、工运书记肖道德是个憨厚工人，平常很少发言，他 讷讷地说：“我不太会说，但我感觉到士奇同志有只要农民攻城，不要城市工作的倾向。讲两个例子，一次是我支持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观点，提出要加紧城市工作的意见，他不但不虚心听取，反而在会上批驳我。另一次是，吉安城内原码头工会的一名秘密交通员陈金宝，传来成光耀旅已离开吉安，城内空虚的消息，我认为是一个好机会，建议抓紧这一内线建立城市网络，可士奇同志不重视，不采纳。”

东路行委书记金万邦说：“士奇同志历来主张武装分散，'守土保民’，反对地方武装集中。后来见到中央给红4军的信，才主张集中，但也不是大的集中。这也是农民意识、保守观念的反映，只看到农村赤色区域，没有看到中心大城市，更没有顾及整个革命的需要。”

北路行委书记郭承禄心情激动，站起来说：“士奇同志工作能力强，开展党内政治斗争非常积极。但是一全会以来，在加紧反富衣斗争中，他犯了简单粗暴、不负责任的错误。延福大冲乡的李道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后带着农民兄弟抗租债，到自已家里开仓放粮，让母亲拿出地契当众烧毁，曾领导过'延福暴动'，在文林同志的红2团担任过副参谋长。就这样一位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军队领导，刘士奇也一律视为’地主富农'，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党。而且，就因为他不赞成平分土地，被戴上“反动富农路线"的罪名，予以处决。许多被枪毙的人，还按上“AB团”的罪名，真是令人痛心啦！”

会场一片唏嘘。大家纷纷争先发言，揭出那场时间长、危害烈 的“消灭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甫清党内地主富农”的政治运动，带给赣西南党的苦痛；一致认为，这是刘士奇执行党的“惩办制度”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