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全会议这些天的起起落落，只有这时，刘士奇的心才算 落了下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真正的“反省”。自从1929年5月，“奉使命到红4军工作，因交通阻隔遂留在赣西”以来，他就像行驶在赣江大河中的一叶扁舟，在波涛凶涌的斗争中劈风斩浪,一路向前，没有一刻停留，许多事情他来不及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现在，他一个人在家，静下来了，二全会同意他回中央，他在赣西南这一年多的工作，必须向中央有个交代。

“此次问题起因很小，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严重的问题呢？”

他冷静地想了想，认为近因，是不应当中途退出二全会议，“如果在会议上口头申明了那些非事实，决不会发生这样严重”。

远因也有几点，一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小资产阶级感情 冲动所致；二是惩办制度的结果，许多同志平日受了打击，无处发 泄，自感没有出路；三是特委常委因工作环境及斗争需要，无法集 中办公，一切工作和问题，常常凭他一个人去处理解决，形成“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客观上造成人们所说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四是性情急躁，认定要做或会议决定了的工作，就急着去办，等不得明天，如有同志消极或迟缓，则严厉督责，不留情面；五是党的水平太低，党的生活尤其是支部生活过得太少，特委机关支部形同虚设，特委班子同志之间没有相互批评，许多同志碍于面子，自己有缺点大家也不敢说，缺乏布尔什维克精神；六是感到自己过去的工作方式及工作制度确实不好，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故不免乘机爆发。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刘士奇“反省”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但这只是表象。真正“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乘机爆发”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反富农路线”斗争中所犯的“左”的错误。

尽管二全会上，与会代表检阅了他的“惩办制度”，但在党内政治斗争中自以为正确的刘士奇，不知道恰恰犯了幼年党内斗争的幼稚病：不能正确处理和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不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待党内同志。一味采取“惩办主义”，仅以党内“清洗”,“枪毙“的过“左”行为给以制裁，没有对所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分析批判，做到批判严，处理宽，使之提高认识,让错误今后不犯或少犯。

党的“八七“会议后，江西省委极力推行中央的“惩办主义”，不惜把自己的同志推到敌人的一边。中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全体成员给以“警告”处分，开除谭平山的党籍，认为南方局、广东省委配合不力，也给集体“警告"处分，解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除解除外，还给予“留党察看”半年处分等。这种惩办主义的作法，使亲者痛，仇者快，不仅伤害了许多同志，而且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是在组织上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滥用组织手段，强制推行“左”倾路线。

刘士奇领导“反富农路线”斗争，难免受到党的第一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的作法，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尤其当工作遇到很大阻力难以推动时，动不动用“清洗”、“枪毙”的办法，对待党内所谓的“富农分子”。他脾气急躁，方法简单粗暴，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的缺点和错误。尽管当时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刘作抚及赣西南特委，曾反复指出过他的缺点错误，但在刘士奇看来，他进行的“反富农路线”斗争，是总前委制定的正确路线，自认为是在开展“积极的党内政治斗争”，为的是推动土地革命向前发展，政治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是大节。至于自身工作中方式方法和秉性态度问题，是技术小节。所以他有句口头禅叫做“要加紧党内政治斗争，减少技术批评”，以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有所自省，但是，他认为李文林等“小组织团体”，不是“在政治上有组织、有原则地考察和纠正”他的错误，而是“吹毛求疵的搜查一切技术，攻击个人”。

他根本没意识到，在“反富农路线”斗争中，因扩大化和“左”倾造成党内的“赤色恐怖”对同志的伤害，使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对党悲观失望。面对这一现实，人们也感到刘士奇的错误之处，但碍于是“二七”会议制定的路线，不敢公开染指，“形成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历史关系”。公开会上，也缺乏“政治斗争精神”，怕一旦“提出反对批评”，被刘士奇指为“技术问题，妨碍政治斗争”之罪名，故只能抓住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

也只有当“立三路线”否定总前委制定的路线，他那不遗余力贯彻执行“二七”路线的“错误”，才暴露无遗，同志们压抑已久的怨气才吠发出来。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中自问：“过去一切路线，都是积极的站在中央前委的路线下工作的，为什么这次发生了如此大问题？”由於历史的局限，虽然他找出了一些自身的原因，但毕竟是一些表面现象，其实质性的问题，恐怕他至死还没弄明白。

刘士奇调上海党中央学习，正要处理好家庭问题，他爱人贺怡 突然回家了。刘士奇十分惊异，急忙说：

“你还没满月呐，怎么回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孩子呢？”

贺怡满腹怨愤，没好气地说：“你现在还顾得了我，顾得上孩子？一个家都被你拆了！”

说着，摧下行李蹿进房里，“砰”地将房门关了。

贺怡是6月底由刘士奇安排去赣南老苏区生产的，谙毛泽覃一路护送到兴国。谁知正是攻打南昌、会师武汉时，兴国也不安宁，便由地下蔡福兰带往田村宝华寺生产，由一姓曾的村民带路，经崇贤前往东固田村。一路上毛泽覃心里不太高兴，悄悄对蔡福兰说：“她自己才拳头大，就要生孩子”，护送到目的地后便返回。临别，毛泽覃送了一把七星剑给蔡福兰作纪念，这把七星剑现在还陈列在兴国历史纪念馆。蔡福兰在宝华寺旁开了一家裁缝店，负责掩护贺怡。8月初，贺怡生下一个男孩。孩子一出生，就听刘士奇撤销职务调回中央，于是不待孩子满月，便忍痛将儿了寄养在兴国，急切赶了回来。一见刘士奇，与亲生骨肉分离的痛楚和委屈，令贺怡独自关进房里，流着伤心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