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奇，1902年7月生于湖南岳阳黄秀乡的一个医生家庭。1921年考入湖南省商业专科学校，结识了夏明翰等革命进步人士，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4年，经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受党的派遣，到株洲开展建党工作。翌年春，来到株萍路矿从事工人运动，当选为安源第七届团地委候补委员。1926年9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乡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中共岳阳地区执委，任书记。

1927年“马日事变”，国民党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央决定调刘士奇去江西省委工作。6月，刘士奇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拐棍，戴一付金丝眼镜，打扮成巨贾富商，凭着国民党湖南党部特派员的派司，顺利到达汉口，经武汉转移到南昌，被分配到江西省委任省委委员兼工委主任。后调任鄱阳县委书记、赣北特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等职。1929年5月，“奉使命到四军工作，因交通阻隔”，留任赣西特委秘书长。

自从刘士奇在特委门口第一眼见到护理毛泽草回来的贺怡，贺 怡就走进了刘士奇的心里，工作一旦停下，眼前就晃动着贺怡的身 影。刘士奇担任赣西特委秘书长的时候，己经27岁了。他工作热情认真，处理问题深谋远虑，是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良好政治修养的成熟的革命者。但生活中的他，不修边幅，因小时患过一场大病，头顶脱发较多，前额有些秃，所以不论冬天夏天都戴着一顶帽子，显得有些老气，在赣西特委有“老夫子”之称。而性格活泼，工作风风火火，大胆泼辣的贺怡，却引起了老夫子的特别关注。

当他了解到才满17岁的永新姑娘那艰难斗争经历时，心里很是赞赏，对她刮目相看。平时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帮助贺怡。当他知道她父母久居青原山不太安全，让父母随她来陂头小街摆摊为生时，就嘱咐后勤人员在经济上给予周济，使二老衣食无忧。他还多次去看望贺焕文和温吐秀。贺焕文夫妇对这位说话和气、谦逊礼貌的秘书长颇有好感，便把自己的身世与坎坷经历一一向他倾吐。刘士奇心情很不平静，他想，贺怡的父母支持子女参加革命，被迫背井离乡，摆摊度日，生活极为艰难，吃了很多苦，实在难为他们了。现在在外更不安全，万一被坏人认出，随时可能落入敌人手里，党组织有责任对他们作妥善安排。

在特委一次会上，他说了贺怡父母的情况，并提出贺焕文国文 功底较好，特委眼下缺一文书，拟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可是有人不 同意，认为贺焕文是店老板出身，家庭成份不好，政治上不可靠， 不能担当此职。刘辩解道，贺曾做过店老板，但资本不大，而且常 受官僚地主资本家的欺压。大革命运动中，夫妻俩支持子女参加革 命，所生的5个子女，有4个在革命队伍里。小女儿仙圆因替姐姐 贺子珍送信给狱中的大哥贺敏学，被敌人挖去了双眼，如今生死不明。在永新的房屋财产全被反动派抢光，砸光。他们的亲友也受到牵连，被抓、被杀了几十人，连永新老家黄竹岭全村的房屋，也被反动派烧了三分之二。他们与国民党有血海深仇！眼下，他们夫妻俩随贺怡逃亡这里，投靠党组织，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呢？贺怡两眼含着泪花，心里十分感激这位公正、仗义的秘书长。

此后，贺焕文在特委机关担任文书工作，主要任务是刻钢板， 印材料和眷抄文稿，温吐秀也帮助做些杂事。夫妻俩与贺怡住在一 起，生活也较安定。刘士奇常到他家走动，嘘寒问暖，帮助解决一 些生活上的困难。对此，贺焕文夫妇称谢不已，贺怡也从内心感谢 和敬重这位兄长般的秘书长。

由于工作、生活上的频繁接触，刘士奇加深了对贺怡的了解，逐渐对贺怡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随着时间，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有--次忍不住向贺怡作了坦诚的表白，希望得到他满意的回答。然而，贺怡对刘士奇“爱的表白”大吃一惊，有点张惶失措。虽然17岁在当时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但贺怡从未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爱的心扉尚未开启。她一向只把刘士奇当作自己的领导和兄长，从未把他当成心目中的理想爱人，更没想过与他结成亲密的伴侣。对他，贺怡心中只有感激之情，没有产生丝离的爱情。于是，她胀红了脸，好久才说：“秘书长，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哩。”

刘士奇尴尬不己，说：“啊，那好，你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回答我。”

贺怡很不平静，陷入了莫明的烦恼之中。父母亲见女儿心绪不宁、烦躁不安，问她有什么心事，贺怡把刘士奇向她求婚的事告诉他们，不无烦恼地说：“这可怎么办呢？”

母亲温杜秀说：|“刘秘书长倒是个好红6军政委、特委书记刘士奇与妇女部长贺怡人，为人诚恳，处事稳重，没官架子，就是年纪大几岁，也还配得来，我看可以。”

“刘秘书长人是好，”贺怡嗽着嘴说，“可我从来没爱过他，只把他当哥哥看待。”

父亲贺焕文说：“你们年轻人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同你母亲成亲前还不认识呢，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与你母亲避难在这里，处境艰难你知道，就指望有个依靠！你也不小了，早点找个靠得住的男人，我们就放心了。”

贺怡口里对父母亲的话不以为然，但心里却能体谅他们的苦衷。 她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想起父母坎坷艰难的处境，为了了却双亲 的心愿，心想即使自己受些委屈，甚至作出牺牲又怎样？因此，终 究架不住父母的劝告，经不住刘士奇通过她父母对她的不断进攻， 后又请出原在江西省委工作的同事、新任赣西特委书记冯任，出面 保媒提亲。于是父母欣然答应，贺怡再也拗不过父母的意愿，虽不 十分情愿，但也勉强同意，于29年6月与刘士奇成了婚。

贺怡与刘士奇的婚姻，不是以炽热的爱情为基础，加之两人的 性格反差较大，婚后生活并不愉快，两人之间，客气多于亲热，和 和气气，不冷不热，缺少一种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情感。在30年3月第一次党代会后，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富农路线”斗争，开除党内一大批所谓地主富农的，刘士奇不得不以“成份不好”，将自己的岳父贺焕文从特委机关清除出去，老俩口只得重新在街头摆地摊，养活自己。为此，贺怡耿耿于怀，与刘士奇闹了一场不愉快。在贺怡1943年于延安写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结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

不过，贺怡并不因为婚姻的不称心而消极，她克服感情上的痛 苦，忘我地工作，在工作中感到充实和愉快。她想，也许随着时间 的推移，她与刘士奇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会彼此加深了解，建 立真正的爱情，成就一桩美满婚姻。特别是，如今有了共同的孩子 —爱情的结晶，对此她充满了憧憬。然而，历史没有为其提供机会，二全会议撤销刘士奇职务，调回中央学习，反而早早地把他们拆散了，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刘士奇撤销职务后，一度曾经影响了贺怡，组织上暂时停止其 特委候补委员、妇女部长之职，她一时十分苦闷。直到特委全面检 查她担任赣西南特委妇女部长期间的表现后，对她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李文林找其谈话作了澄清，并鼓励她放下包袱，继续革命。

刘士奇离开赣西南去中央学习后，于1931年6月，奉中央之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历任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27军军长等职。1933年，在鄂豫皖苏区肃反运动中，因抵制张国帝的错误，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加以杀害。

刘士奇当年离湘赴赣，岳阳老家罗氏媳妇于1928年1月，为他生一男孩，名叫刘子毅，1931年由家人带着从江西找到上海，后得知父亲牺性，即成了孤儿，辗转流离。而贺怡与刘士奇寄养在兴国的儿子，也下落不明。1938年贺怡只身到上海，通过组织找到10岁的刘子毅，将他作为自己亲生的儿子抚养成人。全国解放后，贺怡在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途中不幸遇难，党组织便将刘子毅调往上海工作，顺便照顾姨妈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