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7日，红5军军委在莲花路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全力去夺取长岳和鄂西。于是，由分宜、萍乡直趋湖南，重返湘鄂赣边境。当时，蒋、冯、阎军阀战争正在酝酿，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为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趁根据地周围反革命力量空虚，指示所属各县在“巴黎公社”五十九周年纪念日的3月18日，举行武装示威，并集合万载、浏阳、宜春、萍乡等县赤卫军和5军2纵1万余人，攻打万载黄茅镇，拔掉了敌人在苏区境内的顽固堡垒。宜春、宜丰、平江、铜鼓等地的区、乡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彭德怀率领红5军重返湘鄂赣边境后，于4月上旬攻占万载城,消灭敌人1个靖卫团，遂进抵浏阳东门市，在古港歼灭3个挨户团。4月中旬，进驻平江长寿街，先后与5军2、5纵队会合。此时红5军5个纵队全部在长寿街地区会师。

5月6日，红5军在平江赤卫队密切配合下，全力攻克平江城，全歼敌余贤立1个团和2个挨户团。平江占领后，湘鄂赣独立团扩编为湘鄂赣独立师，随即开回鄂东南苏区。

6月初，红5军打下湖北大冶的黄石港，在大冶刘仁八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将5纵队扩编为红8军，军长李灿，（李灿因病由何长工代理），邓乾元为政委。原1、2、3、4纵队合编为红5军，彭德怀兼军长，滕代远兼政委。湘鄂赣独立师编为16军。并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冶马蹄驿成立红3军团。随即南下湖南，直取岳阳，于7月中旬回师平江。

7月22日，在平江县城东门外天岳书院草坪上，红3军团召开大会，一方面庆祝平江起义两周年，另方面誓师攻打长沙。李立三命彭德怀带5、8军去攻打长沙，开头人数不多，枪支也顶多3000支。后来发动平江、浏阳农民参加，一下增至2、3万，即对农民武装进行整编，50人一小队，一面小红旗；120人为大队，一面大红旗。整编后，红军和地方武装几万人由长寿街出发，浩浩荡荡向长沙开进。

当时，蒋冯阎大战中，又发生了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的战争，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调去广西打桂军了，省内防御力量薄弱，长沙城内只剩下7个旅，兵力不足3万。何键闻讯后，急调15师危宿钟及19师罗霖两部共8、9个团逼近平江，声势甚大。然而红军士气极振，7月25日，在平江西南的晋坑歼敌一团。26日，红军沿着平江通向长沙的大道，奔向离长沙只有80多里的金井。经与敌反复冲杀，展开白刃战，在湘鄂赣独立师即红16军的增援下，终于将敌主力危宿钟师大部歼灭，突破了敌人的金井防线。27日，红3军团在击溃榔梨、七里巷等地敌军之后，从东屯渡渡河，经马王堆、五里牌，向长沙猛扑，于当日晚8时，从小吴门、韭菜园、浏阳河一带攻入长沙城，占领了国民党省府及清乡督办署等首脑部门。

与此同时，平浏的农民赤卫军也随之拥进城。7月29日，在长沙召开庆祝胜利大会，会上宣布彭德怀为湖南省主席。8月1日，又召开10万劳苦群众大会，会上通过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名单，“以李立三为主席，其余包括湘群众领袖及红军领袖”，宣布了苏维埃政纲和劳动土地法等。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统治中心长沙，宣告解放。

8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向长沙反扑。先由美国炮艇“派罗斯”号领头轰击长沙，一连炮轰了4天，城内大火四起，致数千军民死亡。然后，红军进攻时仓皇逃走的军阀何键率刘建绪、罗藩踽两师自湘潭直逼长沙。陶广师亦向长沙逼近，敌中央军罗霖、公秉藩两师自湖北开进湘境汨罗一带，王东原旅由三汉矶渡河向红军进攻。大兵压境，红3军团在南门黄土岭大量杀伤敌兵后，迅速撤出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敌何键随即分3路纵队尾追，企图一举歼灭红3军团。毛泽东、朱德获悉右路纵队戴斗垣旅己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与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孤立，于8月18日在万载黄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率红1军团当夜奔袭文家市。

8月20日，在当地赤卫队协助下，红1军团突然3面包围文家市，采取高压强袭的态势，血战3个多小时，全歼立足未稳的湘敌3个团、1个营和1个机枪连共计5000余人。当场击毙敌第3纵队司令兼47旅旅长戴斗垣，团长田应棠等。不幸的是，我红3军第1纵队司令柯武东腰挂手榴弹，手持马页刀和驳壳枪，在九峰寺山岭攻坚战斗的最前沿，中弹牺牲。

8月23日，红1军团北进到浏阳永和镇，第二天，红3军团从平江长寿街南进永和会师。8月25日，红1、3军团两个前委在永和镇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提议把红3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建制，以便于统一指挥，遂决定将红1、3军团合编为红1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第1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

红1方面军成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就李立三8月10日命令红军“反攻长沙”的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等人对李立三这一命令“表示疑问”，认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城内外敌军兵力己猛增到30多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毛泽东说，红军没有重炮，技术条件不具备，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也没有，“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硬要攻打，“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但是，此时多数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说中央有命令，“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最终毛泽东、朱德尊重多数意见，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于8日24日下达分“3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8月29日，总前委进抵长沙近郊，获悉长沙守军共有31个团，而我方13个师实际相当13个团，双方力量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战法。但长沙守敌坚特凭工事固守，我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而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红1方面军在9月1日晚发出总攻的命令。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获知敌人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便立即改变全线总攻计划，决定在敌出击时歼灭敌人。9日3日，红军果然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700多人，俘敌1000余人。

此后，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人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求战心切，一再要求强攻。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只好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长沙工事共分3道，第1道是巨型鹿石，第2道是密布的竹钉，第3道是高压电网。在红军全线强攻中，有些地方突破了1、2道防线。为冲破第3道，英勇的红军战士在夜色下偷袭电网。由于天黑看不清，许多战士碰上电网，触电身亡。继而买了几百条牛，在牛尾上绑着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一字排开向电网猛冲。不料牛乱冲乱撞，四散奔逃，不但没冲破电网，反而伤亡了自己的队伍。后又弄来许多禾桶，在底下安装两个粘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禾桶前挡子弹，战士们推着禾桶向前挺进，但效果亦不大。最后是挖壕沟，想把装着火药的棺材运到城墙脚下炸城堡，也因敌人炮火密集靠不上去而失效。因此，第3道防线始终未能攻破，我红军、士兵伤亡却极大。

这时，中央军委长江局传来张发奎的援军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援军，然后再夺长沙，这就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一次严重的危机。

红1方面军撤抵株洲时，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8月来信，指示“第1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溜铁路"，“第3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因此，一些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又主张再攻长沙。

从长沙撤退至今，许多提出抗议，其中有些甚至声明否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为了总结二打长沙失利的经验教训，统一大家认识，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实施“夺取南昌的第1期方案，由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1方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于9月23日在萍乡发布了《红一军团由萍乡出发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8日，红1、3军团到达袁州。29日，为了做好部队要求

“再攻长沙”的思想工作，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会上又发生了“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九江”的争论。毛泽东反复申述先打吉安的理由，拍胸保证吉安能打开，说要争取武汉的胜利，必须建立江西政权；要建立江西政权，必须先打下吉安，引导赣西南群众向南昌前进。经说服，作出了维护株州所定的攻吉计划。

就在这时，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栗来到1方面军。他带着中央在8月29日发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来信，要1方面军再返回去攻打长沙。围绕着是维护原决议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几乎造成1、3军团的分裂”。为了说服周以栗，毛泽东在袁州“张天成药铺”与他作彻夜长谈，终于彻底说服了周以栗。第二天周以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支持红1军团不再返回进攻长沙，而是去攻打吉安。于当天29日午后6时，下达30日由袁州出发，10月2日到达吉安阜田集中的命令。

从红军撤围长沙，至袁州会议，是反“立三路线”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