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领 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入北洋军阀手里。

北洋军阀是清末民初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军事集团。一八九五年，袁世凯由清政府授权编练新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就是依靠这支反动武装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大总统，建立了第一个依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北洋政府。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他手下一些掌握实权的大头目，由于封建宗法关系，尤其是所投靠的帝国主义的不同，开始出现分裂,形成了奉系、直系和皖系三大军阀。各系军阀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战争连年不断。

随之各省的大小军阀也趁势而起，中国的天空被层层的乌烟瘴气所笼罩。浩大的军费开支，全部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湘赣边界的贫苦百姓，在沉重的苛捐杂税的枷锁下愁苦怨叹。因官长克扣军饷， 军阀中的各部属纷纷哗变，大批的兵士拖枪潜逃，他们各树旗帜，啸聚绿林。由于不满豪绅地主的压迫，边界许多生活处于绝境的贫苦农民也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打起绿林旗号。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地势险峻，人口稀少，物产却很丰富。为了逃避官府的追剿，各地的游兵散勇陆续躲入深山密林。从此，井冈山更加成了土匪藏身之窟，散军聚集之窝，绿林队伍的栖身之所。

 上世纪20年代前后，聚结在井冈山一带的绿林武装，大小有几十股，他们各自盘踞深山，占山为王。有的绿林队伍专打富豪，四处 “吊羊”。所谓“吊羊”，即绑票。绿林军凭着人多势众和手中有枪，把人劫持，然后强迫被绑者的家属拿出钱财把人赎回。通过“吊羊”，使得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闻风丧胆。但也有不少土匪、散兵不分贫富，谋财害命，奸淫抢掠，让边界各地贫苦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在这些绿林武装中，主要有朱孔阳的绿林军,杨佐山的马刀队，刘国权的驳壳队，唐光耀的绿林军，萧家壁的土匪军，吴海深的长枪队，罗冬生的绿林军，王佐的绿林武装。在宁冈县境内，离袁文才家乡马源坑只有六华里路的半岗山上，也活跃着一支名叫“马刀 队”的绿林武装，其首领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胡亚春。

胡亚春的真实姓名叫赖奕贤，字福春,生于一八九二年二月。因马刀队常年“吊羊”，为保密起见,通常不称呼真实姓名，故把赖奕贤叫成了胡亚春，这完全是随意和巧合，无其他任何特殊意义。

胡亚春是一个私生子，其生母是宁冈县柏路上坑村一龙姓人家的女子。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在还未谈婚论嫁前就生下孩子,在当地是一件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情。为避人口舌，其生母在躲着生下胡亚春后，立即将他送给了茅坪半岗山赖荣兴抚养，赖荣兴成了胡亚春的养父。

胡亚春是因不满土豪劣绅的欺压而奋起反抗的。年轻气盛的胡亚春，脾气急躁，从小喜欢玩刀弄棍、打架斗殴。他曾拜师学过三年武术，练就一身好武艺，据说四五个后生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胡亚春不仅武艺高强，且仗义疏财，见义勇为，慷慨大方。路见不平，他会拔刀相助;抗暴斗恶,他会舍生忘死。所以，年轻时期的胡亚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为人豪爽，敢作敢为；大家甚至把他看做是一个将来很有作为、能够一呼百应的年轻后生。

在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中，胡亚春意识到单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于是他聚集当地的一些贫苦百姓组建起了马刀队，并打出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旗号，由此得到许多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使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胡亚春自称营长， 张斐卿为参谋长，李松山、李少恒、何正山等为排长。这支绿林武装虽然只有八支步枪，其余都是一些梭镖、马刀之类的冷兵器，但由于他们都是贫苦百姓出身，且讲究哥们义气，所以，表现得很团结和齐心。为给刚组建的马刀队树立威望，他们决定首先从几个大土豪头上“开刀问斩”。为此，他们先后“吊”了宁冈有名的土豪林凤东、林凤和两家的“羊”，筹款两千多元。接着又处决了土豪邓文开，没收他的家产,得到了大批银洋,使得马刀队声望顿增。

 马刀队成员平时分散务农，如有水客探得哪家土豪有钱，便立即集中，全队出动。所筹钱物，除按职位大小多分一成外，其余的按参加者平均分配。但马刀队的盲目性很大，流氓习气也很严重，时不时会侵犯贫苦百姓的利益，甚至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而此时的袁文才被谢冠南逼得走投无路,家人无不为袁文才的险恶处境深深担忧。自从袁昌坤去世后,袁文才就是家里面的“主心骨顶梁柱”，如果袁文才再遭到什么不测，这个家将无法生存下 去。为此,年迈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纷纷劝导袁文才先避一避眼前极为不利的势头。

袁文才深知这些土豪劣绅的贪狠凶残和奸刁阴毒，竞选场之事，谢冠南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但他又思忖着：躲藏总不是个办法，常言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总不能一辈子这样躲下去吧！

 俗话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袁文才突然想起了半岗山上的胡亚春以及他的马刀队。在袁文才父亲袁昌坤去世时，非亲非故的胡亚春专程前来对老人家表示吊唁。随后胡亚春得知袁文才已回乡务农养家不再外出读书，曾来动员过袁文才入伙马刀队。那时， 袁文才压根就没当一回事，相反，他认为这门事根本不可能。因为， 中国人最讲究礼义廉耻，如果答应胡亚春的要求，那么就意味着自己将成为老百姓心目当中恨之入骨的土匪强盗。此后相隔不久，胡亚春再次提及此事，他看重袁文才有文化，他的队伍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但袁文才仍然没有点头答应。

 然而，眼下面临的困境，使袁文才感到事态已把自己逼到了悬崖峭壁。对于马刀队，虽然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但起码有一点，马刀队“吊羊”的对象，正是那些与自己有深仇大恨的土豪劣绅。只要能报仇雪恨，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血气方刚的袁文才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毅然上山投靠了马刀队，并与胡亚春等头领对天盟誓结拜兄弟。他专为胡亚春等头领出谋划策,充当马刀队的师爷。

 袁文才在禾川中学就读一年多时间，虽未毕业，但这段经历使 遇事爱思考、善谋略的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所以，袁文才上山入伙后，马刀队如虎添翼，“吊羊”活动更加频繁、得心应手，使得宁冈境内的豪绅地主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为消除这一忧虑，豪绅地主们与官府勾结一起，不惜代价，特意从外地请来一个营的军阀部队进驻宁冈；他们气势汹汹，叫嚣要踏平半岗山，捉拿袁文才。

半岗山，地处黄洋界北麓，是马源坑通往黄洋界的必经之地。半岗山是一个深山谷，四面皆为崇山峻岭，山上古木参天，森林茂密, 谷底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溪，小溪两旁搭起了几栋寮棚，一条羊肠小道由北向南穿过山村。胡亚春选择半岗山为马刀队的营地，是因为这里山高坡陡，地势险峻，进可攻，退可守。凭借险要的地势，加上马刀队对半岗山一带地形十分熟悉，豪绅地主勾结官兵几次进剿， 均毫无所获、无功而返。

 新城为宁冈县县府所在地，是宁冈政治、商业、军事的中心。为打击官府和军阀部队的嚣张气焰，扩大“吊羊”战果，提高马刀队的社会影响，一九二四年夏，袁文才率领马刀队攻进新城。入城后，捣毁了县衙门，吓得那些大小官吏弃家逃命，土豪劣绅只得乖乖地按袁文才提出的要求交款赎命。当大批军阀部队闻讯赶来反扑时，袁文才早已率领马刀队躲入深山密林，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迫使敌人疲于奔命。

当时，就马刀队的实力而言，总共也不过十多支枪，且队员都是来自贫苦农民，缺乏应有的军事训练，其战斗力显然不能与军阀部队相提并论。另外，当时绿林四起，各自占山为王，社会治安异常复杂混乱，作为县府所在地的新城，无疑是防患的重中之重；再则，新城的护城河宽且深，城墙高垒，城门防卫森严，要得手并非易事，而一旦失利，人亡枪失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袁文才竟敢深入县府要地虎口拔牙、狼嘴夺食，而且一举成功，足见其过人的胆识和谋略。

 新城之举，无异于平静的水面落下一枚重型炸弹，激起了千重巨浪。在官府和土豪劣绅眼里，袁文才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恨不得把他千刀万期、碎尸万段。而在贫苦农民的心目中，袁文才却成了他们的希望和英雄。从此以后，袁文才的马刀队远近闻名’威震宁冈。豪绅地主一提起袁文才的马刀队，都吓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宁。

 一九二五年三月上旬的一天，马源坑上空乌云密布，天色似乎迟迟不想放亮。劳累的人们大都还未起床，村子里显得十分静谧。

 一大清早赶去龙市逢坪的几个村民，突然火急火燎地折回村里，人还在村口，就大声呼喊：“兵来了，快躲啊！ ”这喊声无异于晴天霹雳，把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人们匆匆忙忙拎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袱，拖儿带女，迅速地钻进了山林。他们深知，这些军阀兵痞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乡亲们对他们既痛恨又无奈。所以，一听到兵来了，大家都赶紧逃避。

这次前来“进剿”的敌军，是驻扎在茅坪的军阀宋士清连，受县府指使，特意来捉拿袁文才。自从这些军阀来到宁冈，“进剿”已达数月之久，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而马刀队却丝毫无损。这次他们变换了花样，把重点转移到马刀队的头目身上，企图各个“击破”再一网打尽，所以趁着天蒙蒙亮，就向袁文才的家乡马源坑扑来。

 听到乡亲们的呼喊，袁文才急忙叫醒母亲和妻子，他左手抱着儿子，右手抱着女儿，母亲和妻子各提着一个包袱，急切地奔向后山。

宋士清带兵冲进村里，连袁文才的踪影都未找着。他恼羞成怒、 气急败坏地吼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搜！ ”可是，他们搜遍了整个村子,什么都未搜到。但他们又不敢搜山，怕兵力分散后，遭遇藏在深山里头的马刀队，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加上地形又不熟，他们曾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无奈之下，他们将马源坑抢劫一空，见到猪狗就宰，抓到鸡鸭便杀，然后摆上几桌，大吃大喝一顿。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因未来得及躲避，被他们抓到后，五花大绑押往县城。一名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部队开拔时掉了队，慌乱之中，误将袁家背木头用的撑棍当枪扛在肩上急促离去。这时，袁文才的嫂子下山回家，发现屋内留下一支钢枪，立即将这支钢枪送上山，交给袁文才。

那个酩酊大醉的士兵行至茅坪才赶上队伍，班长发现他背的不是枪而是一根木头撑棍，立即报告连长，宋士清当即率部返回袁文才家寻枪，恰遇袁文才的母亲曾甲凤刚从山上回到家里，他们找不到那支枪，便发泄兽性，举枪朝曾甲凤射击，曾甲凤当即惨死在地。

 母亲惨遭枪杀，像一声沉重的闷雷震裂袁文才的心，他悲恸欲绝、泪如泉涌。母亲的一生饱经沧桑，她饱尝中年丧夫的愁苦，历尽贫穷饥寒的煎熬。在袁文才心里，母亲的身上具备了中国广大妇女的一切优秀品质：她勤俭持家，吃苦耐劳；贤惠善良，通情达理；尊老爱幼，相夫教子;性情和善，与人和睦。她是袁文才最亲的人，可如今却惨死在反动政府和军阀之手。袁文才心如刀绞，眼里闪烁着仇恨的怒火，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横下一条心，把妻子和儿女一道带上山加入马刀队，发誓要与豪绅、军阀拼个你死我活。

马刀队以“吊羊”谋生，专与土豪劣绅作对。一则是以此来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索取他们的不义之财；二则是生活贫困潦倒的农民用得来的钱财弥补和接济他们无法维持的生计。袁文才怀着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满腔仇恨，频频出击，经常率领马刀队的弟兄们昼宿夜行，声东击西，在井冈山上的金狮面、古雷山及宁冈县境内 “吊羊”，从这些土豪劣绅的身上，获取了不少钱财。与此同时，他还不断从“进剿”军阀和民团手中夺得枪支，使马刀队气锐势盛。

 袁文才自参加马刀队以来，“名声”问题一直缠绕着他，折磨着他，犹如毒蛇猛兽在啃啮着他的心。的确，袁文才从懂事起，父母无时不教导他要做一个安分守己、正直善良、出人头地的人。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书，是望子成龙而不是要他落草为寇。再说，自入读私塾开始，他所接触的儒家思想文化，也要求他做一个仁爱、义气、忠厚、 孝顺之人。如今参加马刀队，是否是对父母的遗愿和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背叛呢？贫苦百姓通常都把绿林与土匪紧密联在一起，假如绿林就是土匪，那自己不是成了土匪吗？那不是大逆不道吗？又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母和私塾先生的谆谆教诲？每当触及这一话题，他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如何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避免“匪”的嫌疑呢？在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之后，他终于豁然开朗：只要“吊”的是土豪劣绅的“羊”，不侵犯贫苦百姓的利益，就不应该算是“匪”。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袁文才在担任马刀队的首领后，一直给胡亚春等头领灌输他的这种想法，并逐步地得到了胡亚春等人的认同支持。从此，马刀队危害贫苦百姓利益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袁文才也因此聊以自慰，沉重的心理负担逐步缓解下来。

但在对待吮血吸髓的土豪劣绅的态度上，袁文才则没有丝毫的手软和退让。他认为土豪劣绅们所积累的财富，完全是从贫苦百姓的身上掠夺榨取来的。他们凭借手中的田地，凭借剥削而来的积累，发放高利贷，收取高租金，巧取豪夺，使得贫苦百姓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仍然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特别是他想到自己走到这一地步，完全是豪绅地主逼迫所至。他从心里憎恨贪婪成性的土豪劣绅，憎恨为非作歹的军阀兵痞，同时，也憎恨助纣为虐的官府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