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序幕。

宁冈县有一个进步青年叫龙超清，又名龙济民，一九O五年出生于宁冈县白石（现鹅岭乡）塘南村。其父是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龙 钦海。也许是与龙钦海本人经历有关，他希望子承父业，要求儿子也到日本去留学，掌握一门专业技术知识。结果龙超清却不愿去，留下来参加了革命。

龙超清自幼随父在南昌第二中学读书。求学期间，受革命的影响,龙超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他认为要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这个政党能够领导中国民众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对内消除军阀混战动荡局 面。他似乎隐约地感觉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于是，一九二五年七月龙超清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长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受共产党的派遣，龙超清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宁冈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宁冈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其最大特点是人口稀、地方小、山区多、耕地少。全县面积只有六百三十七点七三平方公里，不过九万人口。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有一首打油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宁冈县城的狭小：“小小宁冈县，三家豆腐店，街头呵口气，街尾听得见。”

受江西省委派遣，随同龙超清回宁冈秘密从事党的活动的另一名同乡、进步青年叫刘辉霄。他比龙超清长五岁，青年时期求学南昌，在高升巷私立法政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龙超清与刘辉霄回到宁冈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了革命团体“文明社”，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宣传北伐战争，团结全县各界进步青年，同代表宁冈豪绅地主利益的右派组织“新民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四月间，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本县极不稳定的政局大伤脑筋。他既害怕“文明社”与“新民社”这左、右两派组织公开争斗会引起祸端，因两派为首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得罪任何一方都不行；同时,他又认为袁文才的马刀队是县府多年来的心腹大患，因此，更有一种谈“匪”色变的恐惧心理。自袁文才大闹新城之后，他多次派兵“进剿”马刀队均告失败。思来想去，沈清源决定采取招抚的办法，使马刀队下山归顺政府，以绝后患。

根据党的指示，正在宁冈发展革命力量的龙超清，早有推翻宁冈反动统治的心愿，但苦于没有掌握武装力量。所以，自从他回到宁冈以后，他就敏锐地注意到半岗山上这支马刀队。他通过调查分析， 发现马刀队均为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是一支专与豪绅地主作对并具有正义感的绿林武装，这支武装通过教育引导，完全有可能成为革命的队伍。恰在这时,又得知沈清源既不敢亲自出马去半岗山劝降,又为一时找不到上山的说客而发愁。于是，龙超清便想到了北洋军阀部队刘汉涛营七连连长王文德。王文德的七连驻防宁冈县白石，龙超清与之关系甚密。他说通了王文德，八月下旬，两人一起找沈清源献策，自告奋勇去招安半岗山的马刀队。沈清源正求之不得， 他做梦都想收复马刀队，便立即委派龙超清、刘辉霄、王文德为县长代表，径直上山，招抚马刀队。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龙超清、刘辉霄、王文德一行三人按约定来到宁冈县柏路的上坑村。马刀队一方参加会谈的有袁文才、胡亚春、何正山、李少恒。王文德恐马刀队有戒心，不但未带武器,甚至故意打着赤膊来会面以示诚意。然而，好用心计的袁文才，对龙超清一行的到来，既以礼相待，同时又在会面的周围布哨设兵，保持高度警 惕，以防生变。因他了解，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的失败,都是因为他们麻痹大意，落入当局“招抚”骗局的陷阱，最终落得头领被杀害，起义被镇压，造成轰轰烈烈的起义以悲剧告终。对这些历史教训，袁文才谨记于心。

 上坑会谈，进展并不顺利。一开始，尽管龙超清坦诚相见，说明利害，但袁文才还是疑虑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假以招安为名而将其消灭的骗局，加上当时宁冈土、客籍存在尖锐的矛盾，因而，他一直认为招安是自投罗网，不可接受。胡亚春、何正山更是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致使会谈陷入僵局。

但龙超清、刘辉霄并不气馁，为争取这支武装，他们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刘辉霄虽是土籍人，但会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他曾通过其姐夫刘克犹，与袁文才有过一面之交，于是他又单独找袁文才谈心，反复向袁文才介绍时局形势，说明招安决不是向北洋政府投降，而是借机扩展力量，并解决军需粮饷等问题。 真诚的心意，耐心的劝说，终于使早有改变马刀队现状迫切愿望的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与刘辉霄结为拜把兄弟；随后，袁文才反过来做胡亚春等人的工作。最终商定，同意接受招安，由袁文才下山与县府谈判。但为慎重起见，袁文才仍向龙超清提出务必让“文明社” 的人到半岗山作为人质的要求，龙超清爽快接受，随后便派了“文明社”的杨唐春、龙天凤、李秋春和李明香等四人到马刀队充当人质。

下山谈判之前，袁文才又与胡亚春等马刀队头领一起围绕着谈判内容、要点进行商议。自袁文才加入马刀队之后，因其精明能 干、有文化、善计谋,使得马刀队人气兴旺，势力日渐雄厚。而袁文才在任参谋长职务不久，就被推为首领，取代了胡亚春。但袁文才依然十分尊重胡亚春，大小事情都会同他商量。胡亚春对袁文才则早已是言听计从、无所不依，因他对袁文才的才干很赏识，对袁文才的为人也完全放心。特别是袁文才率部攻进新城之后，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心甘情愿地让位于袁文才，自己也图个清闲快活。但在这次接受县府“招安”的问题上，他始终态度暧昧、忧心忡忡。他不是不相信袁文才，也认同袁文才对时局及马刀队的前途发展所作的分析，但总觉得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更不愿意失去眼前安逸舒适的生活。

 数日之后，在龙超清的协调安排下，袁文才带着李筱甫、周桂春等数人作为马刀队代表赴新城与沈清源和敌营长刘汉涛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龙超清作为这事的发起和主持人，首先作了导语式的发言:“今天能把沈县长、文才兄请来这里共议宁冈大事，是我的荣幸。眼下，民间闹事时有发生，官民矛盾尤为突出，形势令人担忧。为加强宁冈的治安，沈县长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力主收编马刀队为政府的一支武装，以保一方水土平安；文才兄也是从大计着想,抛弃个人恩怨，愿为社会出力。双方都能以社稷为重，其精神实在可嘉。今天，就有关收编之事进行磋商，希望大家都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以求达成共识，共图发展。下面，是否请沈县长和文才兄就收编的具体事宜发表各自意见，然后再作商议。”

沈清源对袁文才下山谈判,一是感到惊讶。他对龙超清当初主动请缨上山说服马刀队，半信半疑,不敢抱以太大的希望，认为龙超清毕竟年轻识浅，“嘴巴没毛，办事不牢”。现在龙超清居然真的把袁文才“请”下了山，他深感后生可畏,不知龙超清究竟使用了什么“魔法”。二是出乎意料。他低估了袁文才的胆量,原一直以为袁文才不敢下山，没想到袁文才说来就来,毫无畏惧，仅此一点就使他刮目相看:袁文才不是等闲之辈。

沈清源清了清嗓子，开言道：“超清仁兄说得正是，老实说，这些年来，官府与马刀队确是有过冲突,但这已是过去的事。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崇尚以和为贵，我们也要顺应形势的发展，化干戈为玉帛， 精诚团结，这样才有利于把宁冈的事情办好。至于有关具体事项，我想先听一听文才老弟的意见。”

 “既然沈县长谈到官府与马刀队之间的过节，我想有必要借此 机会先说几句。这些年来，我选三连遭不幸，前妻张氏被人霸占，母亲无端惨遭杀害。而这一切，均源于选三与谢冠南的个人恩怨。作为官府，不但不主持公道正义，反而助纣为虐。选三被迫加入马刀队， 又遭官府悬赏捉拿和多次追剿，这简直是把活人往死路上逼！ ”袁文才义正辞严，言语犀利。接着又道：“这事不提则已，一旦提起，哪个血性男儿不满腔怒火！哪个五尺汉子能咽下这口恶气！ ”随后，袁文才略转平静地说：“这些都是个人恩怨，比起国家大事，当然只能算是一桩小事。因此，为了宁冈的发展大计,也为了马刀队的前程，我选三可以不计个人的恩怨得失，忍辱负重。我现在就可以表态，同意 下山接受官府收编。但收编不只是一句话，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 初步考虑，我觉得以下几件事情,理应说明清楚：收编后的马刀队属于县府编制，全权负责宁冈的治安。虽属县府掌管，但组织人事以及工作上应具有独立性，这是其一。其二,根据工作性质，必须保留现有的枪支，必要时，县府还应适当加强和补充一些装备。其三，既然成了县府编制，那么军饷给养应一概由县府负责。再就是收编后的马刀队与驻防在咱宁冈的北兵的关系必须明确。这就是我的几点意见。我选三学识浅薄，直来直去，如有不当，还请各位指教。”

 袁文才铮然作响的话语，豁达大度的胸襟，无不博得会谈人员的同情和赞扬，包括沈清源、刘汉涛在内。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世道对袁文才的不公；同时他们又深深感到：这人滴水不漏，锋芒毕露，难以对付。

 沈清源毕竟是久经官场的政客，虽然面对袁文才愤愤不平的指责，但为了达到收编马刀队的目的，他依然面带微笑,慢条斯理而又不失绅士风度地表明他的意图：“文才老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此一时彼一时嘛，过去的事咱就话明气散吧！你能为宁冈发展大计着想，抛弃个人恩怨,接受官府收编，其大度令本县长十分钦佩。”稍略停顿之后，沈清源话锋一转：“只是在你提出的条件里，文才老弟看能否稍加改动一下，马刀队收编之后改名为宁冈县保卫团，完全隶属于县府直接掌管，故工作安排、人事变动理应听从县府。其余几点都照你的意思办，你看如何？ ”

 袁文才十分清楚，如果按沈清源所说，收编后的马刀队将毫无独立性和自主权可言，特别是人事权更是至关重要，要是对方掌握人事大权，他可以陆续给你“换血”，慢慢消耗你的势力，最终分化瓦解这支队伍。这是万万不能让步的。

袁文才沉默未语，龙超清已猜出他的心思。于是，他出面调停道:“听了沈县长和文才兄的意见后，我觉得官府与马刀队能化敌为友，无疑是宁冈的一大福气，因而你们也都是有功劳的。刚才，沈县长提到关于收编条件问题，我觉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在收编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大家都应该从大处着想，而不应该拘泥于某些细节问题，现在的大处就是我们宁冈的社会治安。想必在座的各位都不愿意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吧！另外从治安工作的性质特点来说，文才兄要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这里我就冒昧地向沈县长建议一声，能否一切依照文才兄的条件操办？但文才兄务必要管好这支人马，要对宁冈的治安负责， 让全县上下安居乐业。”

 最终，由于袁文才在谈判中有理有节，据力争取，加上龙超清、 刘辉霄等在沈清源面前力陈利害，因势利导,竭力周旋，迫使沈清源全部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袁文才率领一支三十多人、十几支枪的队伍开赴新城接受改编。命名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长，李筱甫任副团长，王少斌为队长。队以下设了三个班。保卫团还设立了副队长、教育官、稽查员等官职。尽管经过改编，但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袁文才及其心腹的手中,袁文才本人对这支队伍的人员配备也感到满意和放心。副团长李筱甫是离马源坑只有三华里路远的坝上村人。他比袁文才大九岁，一九二四年经袁文才邀约参加马刀队。他虽出生富裕家庭，但从小思想激进，革命意志坚定，并且成熟老练,善于施计斗谋。与袁文才志同道合，亲如兄弟，是袁文才完全放得下心的人。还有谢桂标、周桂春、陈慕平，原在马刀队都是深得袁文才赏识、精明能干、情同手足的部下。保卫团成立后，不久移驻茅坪攀龙书院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整训。

胡亚春虽然对下山受编持有异议,但并未强行阻挠袁文才接受官府招安。为此，袁文才多次与胡亚春进行商议，但他尊重胡亚春的意见，最终胡亚春留下七支枪及部分马刀队成员，仍然在半岗山继续他的绿林生涯。

 一九二五年年底，袁文才率部进驻宁冈龙市，第二年又移防宁冈县县府所在地一一新城。这时，保卫团在袁文才的领导下，成为控制全县政局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沈清源认为袁文才的马刀队已接受改编，且时下宁冈匪患正告平息，便先后将进驻宁冈“剿匪”的军阀部队全部撤走。

袁文才从谈判开始到接受招安直至走马上任，着实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本来就是一个遇事善于思考的人，特别是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他慎之又慎。他深知下山招安的风险，生怕招致一 “棋”不慎、满盘皆输的悲惨结局。他虽然对胡亚春不同意下山的意见也能理解，但更相信龙超清和刘辉霄对时局的分析看法。之所以最后定下决心接受招安，主要还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对马刀队前程的考虑。马刀队在半岗山经营多年，虽然名气很响，但半岗山毕竟腹地狭小，地处偏僻，回旋余地极小，队伍难以有大的发展。他联想起在禾川中学求学时读过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起事之初,仅有兖州一地，由于胸怀大志，故能称雄北方;刘备当初只是一个“织履之徒”，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因采纳孔明的“隆中对”的正确决策，以致首取荆、益二州，最后称帝西蜀；孙权敢拼善博，故能开拓江东，成为吴国开国之主。守着弹丸之地的半岗山， 袁文才总认为不可能有大的出路和发展。这是从长远来看。

 二是对马刀队生存的考虑。随着绿林武装的兴起，豪绅地主勾结当地官府，派出军阀不断上山“进剿”，马刀队根本无法过上安定的日子，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被“吃掉”。与其那样，倒不如暂时接受招安。再说，招安收编后，粮饷给养有保障,这也是队伍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是对马刀队名声的考虑。在人们心目中，绿林武装与土匪队伍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绿林即土匪，土匪即绿林。这也是袁文才翻来覆去难以消除的一大心病。此时此刻,他似乎对他曾读过的《水浒传》中宋江这一人物特别的同情和理解。宋江当上梁山义军的领袖后，不顾众人的极力反对，始终积极主张接受朝廷招安。虽然最终导致梁山众多英雄的悲惨结局，但不得不承认宋江的一片苦心。他完全是出于对梁山兄弟的名声和出路的考虑。因梁山泊的农民起义被北宋王朝的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把起义农民看作是一伙“强盗”“匪徒”。这种名声，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显然是相悖的。“匪”与“盗”，古往今来均被视为一种奇耻大辱，袁文才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和这些朝夕相处的难兄难弟蒙受这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