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 议，确定我党当前的工作任务是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军事工作。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分三路进军，开始伟大的北伐。以共产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于一九二六年五月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在友军配合下，七月克长沙，八月占岳州，击溃了湖南军阀部队，继而在粤汉路的汀泗桥、贺胜桥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着北伐军主力进入湖南、江西，使江西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形势，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不断高涨。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为支援北伐战争，龙超清在宁冈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力量。

袁文才自离开半岗山担任宁冈县保卫团团长以来，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抛弃了绿林生活。原马刀队虽然打的是“劫富济贫、 除暴安良”的旗号，但仍然不能抹去它在老百姓心目中“匪”的形象。 现在好了，成了政府的一支名正言顺的部队。原来是既要去“吊羊”， 又要防“进剿”，整日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堂堂正正地过日子。另外，更使他感到可喜的是，结识了龙超清、刘辉霄这些人物，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抱负，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使他大开眼界。他觉得与他们在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一些大的问题 上，都比较容易沟通和达成一致。他甚至感到龙超清、刘辉霄给了他一种精神力量，使他对自己及部队的前途命运由担忧变得逐步亮堂起来。然而，喜中有忧,袁文才深知江湖险恶，人心难测，昔日县府官员一直把他当成土匪来“进剿”，而今天却要与这帮人同窗共事，由敌人突然变成了同僚，这使得他深深感悟到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的道理。同时，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又不得不使他处处提防，事事谨慎。

下山之后，袁文才与龙超清、刘辉霄的交往逐渐地密切起来。当袁文才了解到龙超清和刘辉霄的家庭和身世后，深为他们的这种革命热情所感染。他们都在省城南昌求学,都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尤其是龙超清，出身名门贵族，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放弃学业和优厚的家庭条件，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到条件艰苦、偏远落后的家乡来开展革命活动。刘辉霄虽然也是宁冈土籍人，但为人正直，处事豁 达，袁文才与之特别能谈得来，相处得十分融洽，随着接触的增多， 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交往之中，龙超清和刘辉霄经常给袁文才讲述大革命的形势和革命道理,启发他的革命觉悟。

在这期间,袁文才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逐步地认识到：要摆脱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只有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才有前途，否则就永无出头之日。回想起自己大闹竞选场和率领马刀队攻进县府新城，把平日里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官吏吓得抱头鼠窜，把那些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豪绅地主整治得服服帖帖的时候，袁文才就感到一阵快慰，更使他领悟出一个道理：人越软弱越受欺负，人要怕鬼越会碰到鬼。对于恶势力，只有大胆起来跟它斗争,才能赢得自由，赢得尊严，赢得地位。所以，对于龙超清和刘辉霄平日里讲述的革命道理,袁文才很容易接受和认同。还有一点也使袁文才深有感触，那就是众怒难犯，孤木易摧。原来自己在家乡的时候势单力薄，处处受到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后来参加了马刀队, 凭借群体力量，豪绅地主们不但不敢欺压他，甚至对他袁文才还存有几分畏惧;如今结识了龙超清、刘辉霄，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并在他们促成下，独立地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

 经过慎重考虑，袁文才郑重地做出了跟共产党走的选择，他觉得共产党才是穷苦百姓翻身解放的希望，自己有了共产党做靠山， 再没人会把他看作是土匪，再没人敢跟他过意不去。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宁冈的革命氛围越来越浓，龙江、 新城到处张贴着“打倒北洋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封建专制！”等革命标语。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兴起。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袁文才心里在悄悄地酝酿着一件大事： 在中国，豪绅地主之所以敢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贫苦百姓之所以受压迫剥削、灾难深重，这一切都源于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反动本质；而要还社会以光明，救民众于水火，只有彻底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

 此刻，在宁冈开展革命活动的龙超清和刘辉霄也正在策划保卫团起义和建立中共宁冈县政权之事，当袁文才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这 一主张时,他们一拍即合。一九二六年九月，因“剿匪”的军阀部队被撤走，整个宁冈县境内的反动武装力量处于空虚状态。袁文才和龙超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经过周密策划安排，在深秋的一个夜晚，袁文才率领宁冈县保卫团举行武装起义。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在整个县城内，急促的脚步声，起义军的喊杀声以及敌人的求饶声汇在一起。袁文才兵分两路,对县政府和县清乡局两个重点目标分别实施突然袭击。战斗不到一个时辰就胜利结束，缴获了县清乡局的全部枪支，当场擒获了作恶多端的劣绅、清乡局副局长谢述庭，随即将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之后，成立了以龙超清为主席（委员长）的宁冈县人民委员会，代行工农革命政权。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常务军事委员，主管全县的军事工作。保卫团也随之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县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妇女联合会等革命团体。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一天，这是在袁文才短暂的一生中最让他激动的日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宁冈县党支部认为袁文才对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率部举行武装起义当中，机智果断、英勇顽强，为摧毁旧势力、建立新政权立下了功劳，已经具备共产的条件。为此，经龙超清、刘辉霄介绍，袁文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袁文才梦寐以求的夙愿。他懂得，在他举手宣誓之后，他袁文才就是共产党的一分子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的政党，他愿意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明白，自从参加马刀队以 来，自己一向被人看成是“土匪”，并为此感到十分苦恼。现在可以郑重地向世人昭告：我袁文才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与“土匪”毫无瓜葛 了。他为自己彻底脱去了“土匪”这件骚气薰人的“狐皮”而倍感轻 松，他觉得可以告慰一直期望他出人头地、如今却已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对世人了。他还深知，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袁文才完全心甘情愿。

 入党不久，袁文才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农运的重要场所。与他一同参加训练的还有刘辉霄、谢希安等人。袁文才第一次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学习培训，心情格外舒畅。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为自己能够走上革命道路而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在这里，袁文才了解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认识到了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学习了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军事训练， 进一步提高了军事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小撮反动劣绅和国民党右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害怕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起义，震撼了中国大地，有力配合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不断高涨。各地的农民自卫军纷纷拿起武器与反动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宁冈的劣绅地主伪县府早就把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视为障碍，恨不得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江西省政府派林笑佛带领一连兵到宁冈充任县长。林笑佛认为有国民党右派做靠山，倚仗兵势，助纣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到任后气焰十分嚣张，根本就没把宁冈的革命力量放在眼里；同时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赞成国共合作，实质上却不承认革命政权，暗地里大力培植亲信，扩大反革命武装力量，而对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则采取压制和分化瓦解的手段进行削弱。

袁文才早就识破了林笑佛的阴谋，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利用林笑佛克扣军饷、贪污公款等恶行，以闹饷为名，将林笑佛击毙。随后，江西省政府又相继委派张廷芳、易敌无来宁赴任，只因民众力量太强，他们都未能在宁冈站稳脚根，任职不久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宁冈。

 一九二七年春，逃离在外的前县知事、清乡局局长龙清标在吉安写文章登报咒骂袁文才是“土匪作乱”。袁文才闻讯后，当即派出周桂春等八名农民自卫军战士秘密潜入吉安，把龙清标捆绑押回宁冈，并发动县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在新城城隍庙旁边的大坪上进行公审，当众揭露了龙清标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反革命舆论、 阴谋搞垮农民自卫军的种种罪行。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将龙清标砸死。

从打死林笑佛、赶走张廷芳和易敌无到公审处决龙清标，既反映了袁文才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又体现了袁文才在革命斗争中的策略性。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官府作对，与政府下派的官员分庭抗礼。这一系列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宁冈全县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军阀、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反动气焰，使宁冈的政治局面在以袁文才、龙超清为首的革命力量的直接控制下长达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