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帝国主义眼看北洋军阀政府已不能阻挡中国革命 的发展，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在革命队伍里寻找新的代理人。正在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 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仅三天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 五千多人失踪。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新走狗。紧接着， 蒋介石又指使湖南、湖北反动军官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了 “马日事变”。长沙驻军一千余人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以及其他 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

随后，汪精卫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的血腥口号。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执行者不仅不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反而命令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国民党。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

湘赣边界各县和全国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农民协会被解散。原边界各县农民自卫军共有九百七十支枪，“‘马日事变’后，除袁(文才)、王(佐)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支,莲花保存一支，其余概被豪绅缴去”气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从参加马刀队开始，袁文才对枪杆子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他常对部队官兵讲:“枪有三个作用:第一，能寻吃;第二,可以防身;第三，可以报仇。”其实，这种认识是在同军阀和豪绅地主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袁文才心里清楚，聚结在井冈山周围的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之所以能够各自占山为王，主要是赖于手中有枪。不少绿林武装把枪杆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提出“宁可人死，不可枪丢”的口号。为此，他们还千方百计从官兵、豪绅身上获取枪支，甚至通过火并、角斗等方式从别的绿林、土匪手中抢夺枪弹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袁文才更加感到枪杆子的分量。马刀队能够“吊羊”成功，是因为手中有枪；自己率领马刀队敢于攻进县府以及后来招安后的保卫团能站稳脚跟，使县府和豪绅地主们心存几分畏惧，同样是因为手中有枪;最后率部起义，摧毁县衙门，赶走沈清源，仍然还是靠手中有枪。袁文才逐步认识到:有枪胆气就壮，枪杆子不仅可以寻吃、防身和报仇，而且还可以推翻反动统治，解救贫苦的百姓。当然，袁文才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惨死，说到底也就是为了一支枪;假如那天“进剿”兵未将撑棍当成枪，宋士清就不会率部返回马源坑寻枪，母亲自然也就不会遭到枪杀;假如宋士清返回后如愿找回了枪，也许母亲又可以避免被害。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缴枪声中，在反动当局强令缴枪的压力之下，袁文才明争暗抗，巧妙应对,终于使他的几十条枪得以保存下来，为他日后坚持革命斗争，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袁文才在短暂的人生中，结交了很多挚友。而井冈山上的王佐， 更是他志同道合、生死相依的至交。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一 八九八年五月出生于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下水坑（今井冈山市下 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的王佐学过三年裁缝手艺。当他目睹土 豪劣绅不劳而获，而贫苦百姓却苦不堪言的社会现状时，深感世道 的不公平，由此激起了他的反抗念头。于是，他便参加了朱孔阳（绰 号朱聋子）的绿林队伍。一九二二年，王佐筹款买枪，秘密串联茨坪的李开昌和胞兄弟王云龙、王光秀等人喝鸡血酒结盟另立门户，随后又从下七把做铁匠的好友刁辉林请上山。从此，他与朱聋子分道扬镳，独树一帜。他的绿林队伍以当地贫苦农民为主体，提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口号，四出“吊羊”谋生。随着势力渐渐雄厚，名声也越来越大。

时至一九二五年冬，敌五县联防总指挥、大土豪尹道一勾结永新官府，施计使王佐下山招安，任“新遂边陲保卫团”团总。尹道一利用王佐在小井办团防之机暗地收买了王佐部下的李云辉，然后纠集几十个人，深夜将团防驻地包围起来，企图铲除王佐。王佐向来机警，连夜钻洞脱身。据说王佐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住地，他都要在自己住的房间挖一个地道通向外面，以防万一。而这个地道恰恰派上了用场。他从地道出来后，在他姐夫石炳祥带领下，直奔宁冈茅坪与袁文才会面。

对于落难的王佐，袁文才热情相待，真诚相助。其实，在这之前， 袁文才与王佐彼此就慕名已久;这次相见，俩人更是一见如故，如同前世注定有缘的一对难兄难弟。也许是因为俩人都出身贫苦之家，也许是他俩都有坎坷曲折和相类似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感情是那么的亲密，话语是那么的投机，而且还是同年所生，又都是客籍人，走进绿林后又都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宗旨。这一切，迅速地拉近了他们感情的时空距离。彼此都把对方看成是生死可托、患难可恃的至交。为了帮助王佐摆脱困境，袁文才派出了十几个人护送王佐回到下庄,并帮他除掉了李云辉。对此，王佐从内心对袁文才充满感激。于是，俩人对天盟誓：“既是同生，亦求同死”，从此结为拜把兄 弟，誓为生死之交。

自此，袁、王二人，一个虎踞山上,一个龙盘山下，遥相呼应，成为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他们为创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是后话。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严峻。在永新，身为县党部主席的国民党右派头子周继颐，勾结豪绅地主用重金收买土匪李乙燃，企图借助“马日事变”之 机一举扑灭革命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他们突然袭击了永新县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八十多名共产和革命群众全部抓起来投进监狱，贺敏学也遭被捕。而且右派扬言要严惩首要分子，杀一儆百，情况万分危急。当时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的贺子珍得知这一意外消息后，心急如焚。恰在这时，欧阳洛、刘作述等几个永新县委领导人侥幸逃脱敌人魔掌相继到吉安，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发宣言，印传单，揭露永新反革命事变的真相，并组织人员向国民党吉安行政公署请愿示威，要求营救被捕同志。

时间一晃过去半个月，吉安的国民党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遂川农民自卫军和王新亚、杨良善(后叛变）领导的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四路起兵会攻永新城。贺子珍早知贺敏学与袁文才原在禾川中学读书时就是同窗好友。于是，写了一封信转给关押在狱中的贺敏学，“敏学兄： 事在筹措中，已显端倪。兄速给袁兄去函救助。并告狱中同志。妹桂圆。”收到贺子珍的信后，“为了营救被监禁的共产和革命群众， 那时我在狱中写信出去找袁文才、王佐联系。我用纸条写好信，塞在一把烂了的竹柄油纸扇把里，趁我舅母来看我的时候交给了她，当时我舅母把烂扇拿回家里，认为一把烂扇交给她，觉得不一般，于是左找右找，从竹把里找到了我写的条子，后来她转送到袁文才、王佐那里去了。与此同时，贺子珍和在中共吉安地委工作的欧阳洛又与安福的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取得了联系，永新党组织也与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取得了联系。中共吉安地委决定:四县农军联合会攻永新城。袁文才接到中共吉安地委的指示后，迅速通知了井同山上的王佐，并在当晚与龙超清、刘辉霄、李筱甫等在家里召开会议至深夜，详细研究如何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全部集结在茅坪进行战前训练。

七月十七日晚,袁文才率部星夜越过七溪岭，急行军二百二十多华里赶到永新县城南门外。袁文才与王佐按原定方案，将部队编成“一连两组”，即攻城主攻连,火力掩护组和伤员救护组。然后又从主攻连中挑选出几十名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的自卫军战士组成突击队。主攻连由李筱甫和刁辉林指挥，突击队由周桂春率领。部队在东、南门外隔河相望的东华岭上待命。

七月十八日凌晨，残星隐退，曙色苍茫，大地被一团团飘荡的雾霭笼罩着。远方，公鸡啼鸣此起彼落;近处,禾河水流鸣声潺潺。浓浓雾霭，掩住了农军战士的身影;茫茫旷野，积蓄着倾城摧垣的气势。 随着曙光初露，突然，袁文才一声令下,攻城战斗正式打响。

为尽快解救狱中受难的共产和革命群众，自卫军战士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蹚过水深流急的禾河，像一 把利剑，直逼城内敌人。李乙燃组织守城部队负隅顽抗，敌我对峙近两个小时。这时，袁文才命周桂春率突击队实施强攻突破，终于率先攻破敌人的城墙防线，接着主攻连全体战士以不可阻挡之势朝着城内冲杀过去，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攻进县城后,袁文才指挥部队迅速追歼残余守敌，占领了县政府;接着他又打开监狱，解救了贺敏学、胡波、张荣锦等八十多名共产以及农会和革命群众出狱，并烧毁监狱，烧掉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此刻， 李乙燃的保安队在永新北乡被王新亚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打垮。袁文 才打开城门，迎接王新亚率领的农民自卫军进城。

没过几天，漏网的国民党右派头子刘枚皋逃往湖南茶陵，请来 了驻茶陵的国民党湘军第三军军部特务营向永新反扑，妄图收复永新城。袁文才带领部队与其他几县的农民自卫军相配合，在永新的沙垒洲、禾川门外将敌军击溃，并缴获一百多支枪，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

在会攻县城胜利后的当天，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由贺敏学担任主席，袁文才、王新亚、王佐担任副主席,恢复了中共永新县委和农民协会。同时还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农军在永新劫狱成功，给予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沉重的打 击，同时，使国民党政府感到震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几个县的农军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敢于公开同政府对抗。为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立即从吉安调来一个正规团的兵力，由团长祝容枝率领，杀气腾腾扑向永新县城。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袁文才与贺敏学、王新亚、王佐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文才对敌我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他认为敌军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优于农军，加上永新地势平坦开阔，易攻难守，如果死打硬拼，只会吃亏， 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这敌强我弱、实力十分悬殊的不利情况 下，只有避实就虚才能保存革命力量。为此，会议最后决定,王新亚带领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从永新撤向湖南浏阳，袁文才、王佐则带领农民自卫军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贺敏学、贺子珍、刘真、王怀 及一大批农军撤到宁冈茅坪。王怀因身患重病无法行走，袁文才指示部下用担架把他从永新一直抬到茅坪。

遭到连续失败之后，国民党政府深感袁文才、王佐并非等闲之辈，早在他们还是绿林武装的时候,政府就一直把他们看作“土匪”， 每年不停地派兵“进剿”。结果是越“剿”对方越强大，现在竟发展到暴动劫狱。不铲除这一后患，且不说他们对政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面子都没地方放。于是，当袁文才率部撤出永 新县城后，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这时，除祝容枝率领的一个正规团的兵力之外，又搜罗了两千多乡勇配合进山“追剿”。他们驻扎在茅坪附近的桃寮一带,采取砍山进剿的策略，所有乡勇各带刀斧，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倒,企图缩小袁文才部队的藏身之地,迫使袁文才出来决战，气焰十分嚣张。

几年来，在与军阀和豪绅地主的斗争中，袁文才练就了处变不惊的胆量。就当时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实力而言，也不过就六七十支枪,一百多号人。而面对的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其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都远超农军。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首先在精神上就要被压垮。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袁文才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认为敌军虽然人数多、装备好，但没有群众基础，特别是人生地不熟，一旦进入深山密林，如同瞎子挤到三岔口——不知走哪条路。而农军则完全不同，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深山密林做屏障，有崇山峻岭做依托，尤其是农军个个都生长在山区，爬山过坳如履平地。袁文才还深深懂得，作为带兵打仗之人，审时度势、 避实就虚非常重要。眼下敌势强大，只能避其锋芒，缓以待变。袁文才把部队化整为零，时而声东击西，攻其不备；时而设下陷阱，请君人瓮；时而布下疑阵，诱其深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周旋，敌军始终无法找到与袁文才决战的机会,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无奈之下， 便将茅坪一带老百姓的财物抢劫洗尽才退下山去。这次粉碎数千敌军的“追剿”，表现了袁文才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反映了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的机智和勇敢；同时，也为后来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反击敌军“围剿”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一九二七年,各派系军阀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斗争仍然持续不 断,为应付军阀间的混战，朱培德把“追剿”部队从宁冈撤走。这一 年,也正是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十年反革命内战的头一年。为了反共需要，蒋介石不断制造反革命事件,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积极准备。同年八月，宁冈的反动县长张开阳到吉安参加“铲共”训练，由敌连长李朝阳代行县长之职。李朝阳吸取宁冈前几任县长的深刻教训，一方面在对待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问题上，他不想把已经尖锐的矛盾再推向极端，他希望自己任职期间能与农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他害怕落得林笑佛那样的下场。另一方面，他又要在上司面前表现自己的政绩和能耐：你几千人都对付不了的袁文才，我要把他收服利用给你们看。为此，李朝阳一反常态， 变“进剿”为安抚，他派说客上山与袁文才讲和，其条件就是只要袁文才缴出几支无用的烂枪，他便向上司虚报战绩，以后就不再对袁文才以“匪”相待。对于袁文才来说，这原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匪” 来“匪”去，一直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但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因为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国民党政府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共匪”，因而他对“匪”的观念也就随之淡化了。袁文才考虑更为深远的问题是,他觉得政府要与他讲和又是一次机遇 次利用合法手段保存自己武装力量的机遇。经历几千人的“追剿”后，他不怕再被 “追剿”，他也知道政府要剿灭他的农军并非易事，但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因而他答应了李朝阳的条件,把几支几乎不能使用的破枪缴给了当局。李朝阳则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保卫团团总”。至此，宁冈反动当局的军事“进剿”又告一段落。

随后不久，宁冈的豪绅地主联络湖南酃县、茶陵的豪绅富户，想利用袁文才的武装力量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成立了三县“和平委员会”，并推举袁文才担任“和平委员会”的军事委员。袁文才接受了推举，并出任了三县军事委员。从袁文才的身世来看，他出生贫苦农民之家，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家里就一直遭受当地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甚至连他的妻子张氏都被茅坪的世袭豪绅谢冠南的儿子谢殿一所霸占。在竞选场上，他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谢冠南的丑恶行径后，被迫参加马刀队。这些事情仅仅才过去四年之久，难道他会把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抛于脑后？或许是他改变了对官府和豪绅地主们的看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他愿意担任三县的军事委员包括接受“宁冈县保卫团团总”的头衔呢？原因其实 就一个那就是袁文才想利用“和平委员会”和“保卫团“的合法身份，通过三县的豪绅地主同江西、湖南反动政府的关系，保存自己手中的这支拥有六十多支枪的武装力量，同时也便于保护从永新监狱中救出来的一批共产和农民协会骨干。再说，身为共产的袁文才，是在中共宁闪县委的领导之下，故所任的两个职务，应该说是一种组织行为，其个人只不过是积极赞成这种做法而已。有位革命前辈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道:袁文才任此两个职务，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一起，一方面又继续和宁冈的反动县长及土劣搞在一起。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是对袁文才的身世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所致。事实证明:袁文才这一举动， 保住了他所率领的这支农民革命武装,也保护了永新的一批落难同志,更为后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