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五年九月间，就是否下山接受县府“招安”问题上， 胡亚春就一直持不赞成意见，即使最后勉强同意，也是碍于袁文才的面子和关系，其内心并未真正接受。胡亚春不同意下山的最终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感情上极不信任。上坑村会谈，当龙超清说出县府招安意图时，胡亚春、何正山满脸怒色，断然拒绝。他们根本不相信往日频频出兵“追剿”他们的县府会突然改变态度。在袁文才转变看法，同意接受招安之后，袁文才反过来多次对胡亚春进行劝说。对此，胡亚春虽然也觉得不无道理,但感情上始终还是无法接受，故他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最终结果是兵分两路:袁文才率李筱甫一行下山接受招安，胡亚春留下部分人枪仍据半岗山。

二是政治上缺乏抱负。胡亚春作为马刀队的前任首领，具有反抗豪绅地主剥削压迫的积极一面，也有着绿林军中普遍存在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义气。为朋友他会两肋插刀，为义气他可赴汤蹈火。然而，对于马刀队这支队伍究竟何去何从，却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限制，也就不可能把政府招安当成一次扩充武装、积蓄力量的机遇来对待。尽管胡亚春非常看重和信任袁文才，袁文才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不厌其烦对其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最终还是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三是生活上贪图享受。马刀队完全是一支农民组成的绿林武装，无拘无束，自由散漫，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给养方面，主要靠“吊羊，，收入，马刀队不仅威震宁冈，而且在周边几县包括茶陵、 鄱县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活动范围较大，近几年“吊羊”收入也非常可观，有时“吊”到一大户，就可获得几千块银元。据我奶奶谢梅香回忆说：“有一次’吊羊’回来，堆满了整整一张床的花边（银元） 和金银首饰”。马刀队的成员每年所获得的收入，对于一般贫苦百姓来说,那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了这样一笔收入,保持中等生活水平已是毫无问题。胡亚春当然不愿放弃这丰厚的经济收入和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去闯荡那种既艰苦又不安稳的生活。

 四是观念上没有荣耻界限。袁文才在马刀队期间，深忌“土匪” 名声，对马刀队长期以来形成的游民习气和自由散漫尽力遏制；特 别是袁文才的管教方法和发展思路得到胡亚春等头领的认同后，马刀队的组织纪律观念增强了，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也逐渐减少了，使这支绿林武装的面貌一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这之前，马刀队虽然打着“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旗号，但队伍里抽大烟、玩女人、偷 盗、赌博之事时有发生。队员们聚集在一起时，离不开吃、喝、嫖、赌的话题。对玩女人更是津津乐道。更有甚者，有的不良弟子还干出一 些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奸淫妇女等不义之举。在久未“吊”到“羊”的 情况下，他们有时还会把“触角”伸向一般的贫苦百姓。宁冈柏路村 一名叫蔡德华的贫苦农民，辛苦一年养大的一头猪,结果被马刀队杀去吃了。马刀队平时偷鸡摸狗之事也常有发生。这是马刀队刚起事时的状况，而当时作为首领的胡亚春，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他不仅不予制止，不作处理，甚至习非成是，公然纵容、包庇自己的部下为非作歹。为此，弄得群众怨声载道，还有的是敢怒不敢言，生怕引来杀身之祸。

 袁文才准备离开半岗山赴任宁冈县保卫团团长,尽管事先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情：既有对过去生活的留连，又有对未来前景的向往;既有对这些朝夕相处兄弟的难舍之情，又有对他们放荡不羁后果的担忧。特别是对胡亚春，这位结拜兄弟曾在他被逼迫无路可走的时候接纳了他，袁文才对胡亚春的帮助从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眼下兄 弟俩就要各奔东西、分道扬镰了。袁文才特意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 与这位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却又头脑简单、办事鲁莽的兄长进行了 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从“吊羊”生涯的惊险谈到获取果实的喜悦，从击败官府“追剿”谈到游击战术的重要,从马刀队的最初组建谈到马刀队后来的发展，从当初相聚马刀队谈到这次分手半岗山， 袁文才在叙述旧情的同时，无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导这位兄 长：“对马刀队的管理务必从严，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就难以立足，就会不打自垮。”胡亚春对这位年龄虽比自己小六岁，而处事却很有见地的老弟一直是既信任又钦佩。袁文才的离去，对他来说如同失去了主心骨。他相信袁文才讲的话都有道理，但又觉得他对部队的要求过于严厉。

在袁文才离开马刀队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部队还比较平稳。 一则，袁文才在马刀队期间对部队的教育引导多少还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二则，当时正处在农忙季节，马刀队的队员们各自 回家从事割禾、摘茶子、挖红薯等农活，很少集中在一起；再则，袁文才虽然离开了半岗山，但保卫团就驻扎在离半岗山只有六华里远的茅坪攀龙书院，袁文才有事没事还会常到半岗山走动，无形之 中起到了一个监督作用。碍于面子，队员们的言谈举止起码还不敢过于放肆。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一九二五年年底，忙完了农活的马刀队队员们又重新聚集在半岗山。此时，袁文才的保卫团也离开茅坪进驻于龙市，随后又移驻县府所在地——新城。他们顿有一种如释重负、 解除束缚之感，抽大烟、玩女人以及赌钱、偷盗等恶习又死灰复燃。 他们向豪绅地主“吊羊”本也无可非议，但他们不仅是“吊”财物，竟 连豪绅地主的妻妾女儿也“吊”来供他们玩乐。因豪绅地主数量总是有限，“吊”完之后，他们又频频向贫苦百姓“吊羊”。更为可恶的是， 他们还打着“袁文才”的旗号公开干起一些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勾 当，使得这些受害者说起袁文才就恨得咬牙切齿，袁文才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名十恶不赦的坏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这些消息传到袁文才耳朵的时候，已 经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夏之交，袁文才感到异常气愤和震惊。他没有料到马刀队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跟土匪强盗又有什么两样？他 没想到胡亚春那么不讲情义，竟冒充他的名义干坏事，败坏他的名声，做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事。在马刀队期间，为了这支队伍能走正道、得民心，袁文才着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一方面反复劝导胡亚春等头领，使他们懂得其中利害关系，认同和支持他管好这支队伍；另一方面,他又要考虑怎样引导这支绿林武装逐步消除匪气，走上正道，取得贫苦百姓的支持、拥护。现在他觉得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已付之东流，他感到事态严重，一天都不能拖延。为此，他立即备马，与李筱甫一同连夜赶往半岗山。一路上他默不作声，他在思考如何跟胡亚春谈论这个问题。他对胡亚春的性格再熟悉不过，如果把话说得太重，把胡亚春激怒了，那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了，事情就要弄僵；但如果轻描淡写，又无异于给大象抓痒，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他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跟胡亚春谈话,不是和自己的部下训话，必须把握好口气和方式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到达半岗山已是傍晚掌灯时分，胡亚春正准备上桌与几位哥们玩麻将，忽见袁文才和李筱甫这么晚来到半岗山，既是高兴又是惊讶，立即吩咐厨房做饭。饭后很快便进入了正题。袁文才首先详细询问了马刀队近段时间的活动情况，胡亚春对马刀队所作所为当然清楚得很，他自知理亏，所以回答问题时总是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袁 文才再也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口气凝重地对胡亚春说道：

“胡大哥，恕我直言，这样下去，你非把马刀队毁了不可。常言说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拦路抢劫，谋财害命，此为匪盗行径，实为不仁；你不顾兄弟之情，冒充我的名义做出那些伤天害理之事，实为不义。自古以来，人们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做人之根本， 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你难道不懂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吗？ 你我兄弟情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过大哥的帮助，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我不愿看到你走上这条路，因这是一条人生不归之死路。我 也不愿看到昔日威震四方的马刀队变成千夫指、万人骂的一群乌合之众。希望大哥听小弟一言，千万不可再出现此等事情。”

胡亚春无言以对，他是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算筐的山野村夫，虽然也重感情、讲义气，但那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感情义气。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无所谓正义与邪恶，无所谓荣耀与耻辱，无所谓名声不名声。吃、喝、玩、乐便是他所有的人生追求。袁文才在马刀队期间，曾给他灌输了不少立身做人的道理,力图对他有所改变。然而, 从他离开马刀队后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要改变一个人又谈何容易！袁文才深感自己力量的弱小，同时对胡亚春及马刀队也深感失望。

光阴易逝，岁月如流，转眼又到了一九二六年年底。这一年，在袁文才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率部起义，夺取了宁冈县政权；二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们把宁冈县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之后，江西省政府又派林笑佛到宁冈任县长。林笑佛为人阴险狡猾，气焰十分嚣张。到任后，故意克扣军饷，大力培植亲信，处处找袁文才的茬，企图分化瓦解袁文才的这支武装力量。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胡亚春又不断地给袁文才制造麻烦，他恶习难改, 经常闹出谋财害命、奸淫抢掠等恶性事件。此时的马刀队，已完全变成了土匪，弄得宁冈县境内的贫苦百姓提起马刀队就恨之入骨，并不断到县衙告状，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主，消灭这支土匪武装。林笑佛正为如何来削弱袁文才的保卫团而犯愁。马刀队之事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充足的理由。他在心里盘算着：就让你袁文才的保卫团去收拾马刀队，如果你不去，我则以你不听指挥来处理你; 如果你去了，则让马刀队来消耗你。即使一时消灭不了你的保卫团, 起码也给你自己脸上抹一次黑，同时也给你树一个死对头。林笑佛为自己一箭双雕的计谋而得意。

袁文才为胡亚春的事着实弄得焦头烂额、进退两难。他看出了林笑佛的险恶用心，他似乎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但此时此刻，他对胡亚春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了争取胡亚春改邪归正，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袁文才都不会放弃机会。他立即给胡亚春写了一封信，不得不给他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醒悟回头、悬崖勒马，从此断绝兄弟之情，兵刃相见。并派李筱甫把信送交给胡亚春。 这件事后来如果没有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相助，借机将林笑佛收拾掉,还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二七年十月，袁文才把毛泽东及秋收起义部队迎到了茅坪。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真诚欢迎和拥护。这与经常危害群众利益的马刀队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此引起了胡亚春等人的极度仇视。自从上次接到袁文才的来信后，胡亚春就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情绪，他认为袁文才现在翅膀硬了， 反过来教训起他自己来了，心里很不服气。为此，他一切照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特别是袁文才在步云山白云寺练兵期间,将队伍中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清理出去后，这些人又重新聚集到胡亚春手下，他们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更是加重了胡亚春对袁文才甚至对毛泽东的仇恨。胡亚春认为，毛泽东的到来，不仅把他和袁文才的关系越拉越远，而且对他的活动和生活也带来了限制和严重影响，他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此时在他的脑袋里逐步形成了一条扭曲了的逻辑：要继续维护马刀队以往那种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生活， 要改善与袁文才的关系，只有将毛泽东除掉。

 当袁文才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他与毛泽东接触也不过才几个月时间，但这是他有生以来所接触的人当中最为敬佩的人。在袁文才的心目中，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无 法与他相比；而现在胡亚春竟敢企图谋害毛泽东，这还了得！他隐约感觉到：他与胡亚春的矛盾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他们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一个了断，要么鱼死，要么网破。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他详细分析了这支绿林队伍的状况，指出了它对革命事业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性，促使袁文才最后定下处决胡亚春的决心。

 还在更早的时候袁文才就意识到，胡亚春的马刀队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这使得他内心感到阵阵酸楚：马刀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为马刀队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和汗水。昔日的 马刀队是何等的威风！又是多么的顺应民心！而现在，却变成了危害革命事业、危害社会的一个毒瘤。

袁文才想起了《抱朴子•用刑》文中所言：“病笃痛甚，身困命危, 则不得不攻之以针石，治之以毒烈。若废和鹊之方而慕松乔之道，则死者众矣。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袁文才决心彻底铲除这一毒瘤，为民除害。

 然而，这个决心的形成，又无不使袁文才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甚至痛苦的境地。从站在个人感情的角度来说，袁文才当然不希望胡亚春走到这一地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规范。胡亚春曾有恩于袁文才，也正是出于这一层原因，袁文才才对胡亚春一伙冒充他的名义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等恶行百般忍耐、反复劝导。他想“黄雀衔环”知恩图报，他希望胡亚春迷途知返，悔过自新。可是胡亚春一直执迷不悟，最后竟然发展到企图加害毛泽东。袁文才深为胡亚春感到惋惜和失望，胡亚春毕竟还年轻，如果不是走进这条“死胡同”, 生活的道路还长得很。但从站在党的立场的角度来说，袁文才则应该毫不留情地与危害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胡亚春作坚决的斗争。 袁文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懂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 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无疑要站出来维护党的利益。 他深深感到：要从个人感情圈子里跳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处决一个胡亚春，本来是他罪有应得，但世人又会怎样看待他袁文才呢? 肯定会有人骂他“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但他不能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和怎么议论，为了党的事业，他已别无选择。

 一九二七年年底，袁文才将罪大恶极的胡亚春、何正山捉拿归案，并于次年正月将胡亚春处决。袁文才为党为民除了一害,广大群众,特别是曾受害于胡亚春的贫苦百姓，无不为袁文才的义举而称 道。它客观上保障了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加强了社会治安，促进了社会稳定，它还对一切危害社会的坏人起到了一个警告和威慑作用， 这使袁文才在宁冈一带更加深得人心，威信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