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位于宁冈的东北面，既是宁冈县的县城，又是从宁冈进入井冈山北面必经的咽喉重镇，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敌人“会剿” 井冈山的前哨阵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江西军阀朱培德在调集重兵向遂川进攻的同时，又派出国民党赣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王国桢一营，伙同国民党宁冈县县长张开阳带领的宁冈靖卫团盘踞在新城，妄图以此为据点，步步逼近,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张开阳是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共分子。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部安家茅坪之时，张开阳就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军事 “进剿”。他在宁冈龙市的万寿宫主持召开土客籍士绅会议，专门研究“剿共”问题。会上，他列举了袁文才一桩桩“罪恶”，说袁文才是绿林下山，要他走正道，吃国家粮，穿国家衣，领国家薪，可他不知好歹，结果把县衙门的枪给缴了，还在永新缴了商团的枪，现在又窝藏毛泽东，罪不可赦，非剿不可。当时驻扎在新城的王国桢的一营兵, 是朱培德专门派来进剿的。张开阳的主张，得到了王国桢以及宁冈土籍士绅肖虎光、谢水光等人的全力支持。好在与会的客家士绅罗相臣陈述利弊极力反对，才使得张开阳的“进剿”计划未能得逞。

自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湘赣两省的敌军，除地方反动武装之外,经常保持有几个团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几乎是“三天一小战，十天一大战”。正如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述：“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面对严峻的武装斗争形势和异常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十分重视战略战术的研究运用。

 一九二七年十月，当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之后， 他就发现井冈山上几十支绿林队伍，在“马日事变”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缴了械，唯有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在国民党的反复进剿中还能保存得完好无损。于是他就问袁文才、王佐俩人说:你们是靠什么把部队保存下来的呢？袁、王就向毛泽东介绍了“不要会打仗，只要会兜圈”的经验体会。他说，井冈山周围都是大山，地势险要，敌人从东面来，我们从西面走；敌人从北面来，我们从南面走。敌人虽然人多，但我们地势熟,有大山作屏障，又有群众作掩护， 敌人奈何不了我们。

 毛泽东从他们这种最朴素、最基础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总结出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一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开辟井冈山武装割据、 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乃至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都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十六字诀”升华为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当毛泽东获悉国民党赣军上述情况之后，对形势作了认真分析，果断作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的决定。他在命令宁冈县委立即发动群众、袭扰新城驻军的同时，迅速率部从遂川回师宁冈，集结于茅坪。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亲自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研究如何攻打新城，彻底消灭王国桢的警卫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参战情绪十分高涨。刚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的袁文才，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战略战术思想。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不辜负毛泽东对这支部队的殷切期望。

 在毛泽东开宗明义之后，袁文才首先发言，他说：“毛委员主张攻打新城的决策，我完全赞成，它对于打击国民党军阀的嚣张气焰, 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影响，鼓舞边界军民斗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新城战斗只能胜利而不能失败。这就要求我们周密计划，善择战机。古人说得好，'用兵之道，以计为首’，'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必为敌败'。新城城墙高而坚固，且护城河宽又深，只有东、南、西、北四 面城门与外界相通。我建议各位要在围绕如何分配好攻城兵力和方法上多作思考。”

 紧接着，一团团长张子清、参谋长朱云卿、一营党代表宛希先、 二团副团长王佐等先后发言，谈了对攻打新城的看法和意见。

 对这种民主讨论式的谈兵论战方法，毛泽东颇为满意。最后，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对攻打新城作了具体部署：一团的一营攻打东门，三营攻打南门，袁文才的二团一分为二，王佐带一部分兵力攻打北门，袁文才率部分兵力分三道防线埋伏于西门外。毛泽东还特意交待袁文才，西门是故意留给敌人的一个口子，造成一个进攻薄弱的假象，其目的是要把敌军全部吸引到西门外进行歼灭，所以，只可用少量火力攻击，不要暴露我军的动机和实力。袁文才深感自己这次任务的艰巨和重要。

二月的乡村，和煦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桃树已绽开嫩绿的新芽，青青的小草也破土而出，处处呈现出一派春的气息。十七日下午， 位于茅坪河畔、与后方医院相邻的阎仙殿门口，在几块大的稻田地里，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这里正在隆重召开军民战前动员大会。为打好新城战斗，除部队之外，还动员了当地的赤卫队和群众两千多人参战，并按照军事化的建制进行编队,形成一种众志成城的态势。

二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星夜从茅坪出发。其时，虽已进入初春，但在残月霜天的深山老林，仍感阵阵袭人的寒气。然而，袁文才丝毫不觉得寒冷。自从毛泽东决定攻打新城，袁文才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对新城再熟悉不过了，在那里，他担任过宁冈县保卫团团长，成为控制全县政局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在那里，他率部起义，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使宁冈的政治局面在左派的直接控制下达一年之久。而在更早些的时候，他就曾率领马刀队攻过新城，那时是凭着对反动县府和豪绅地主的满腔仇恨和一身胆气，其实也是一种孤军作战的冒险行动。而今天攻打新城,情形则完全不同，它是毛委员率领的共产党的军队对反动的国民党军阀开展的武装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一次较量。自己也从当年绿林武装的一名首领，成为了今天共产党军队的一名将领。对人生至关重要的这几步，他感到走得很顺,他认为这是有“贵”人相助的缘故，这个“贵” 人正是带领他走上革命之路的毛泽东。他为人生有幸结识毛泽东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的出人头地而感到自豪。

 “长河渐落晓星沉”，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到达新城时，天刚破晓。按照原定部署，工农革命军及所有参战人员相继进入前沿阵地，将新城团团围住。毛泽东登上新城对面的棋山，坐镇指挥。

 袁文才将部队分布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埋伏起来，小山坡与西门之间是一片稻田地，当地百姓为放养鹅鸭等家禽需要，特意将这片稻田放满水。袁文才思忖着毛泽东对这次新城战斗的部署, 深感毛泽东用兵之妙：为何独留西门作为缺口？而不在东、南、北门 中作出选择呢？这是因为新城的东、南面向外延伸都是工农革命军的地盘，北面是险山密林的七溪岭，而出西门便是通往永新的路径。 敌人在我袭击之下，最有可能选择西门作为突围的口子，以便往永新方向逃窜，而我军则故意留下这个缺口，使敌人在东、南、北三面夹攻之下，自以为找到一条生路，乖乖进入我军的伏击圈。

清晨，一阵起床号过后，王国桢的部队和往常一样，来到南门外的操场出操。正当敌人架好枪支、做着徒手队列操练时，毛泽东一声号令，顿时号声、枪声、鸟铳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顾不得取枪就乱哄哄地逃进城内，紧闭城门。紧接着东、北方向也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工农革命军在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发起攻击，城内的王国桢慌了手脚，命令他的九挺机关枪加强火力，负隅顽抗。战斗越打越激烈，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弹，在城墙上架起了云梯，英勇地爬上城头，倒下一批，又上去一批。这时, 一营营长员一民带领战士背着稻草，在机枪的掩护下，用煤油浇在稻草上，率先把东门烧开了，战士们在喊杀声中，奋勇冲进城内。三营在营长伍中豪带领下,也攻下了南门。随后北门又被攻破。工农革命军和参战群众以潮水般的气势从东、南、北三面冲入城内，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果然，王国桢和张开阳见西门火力较弱，便立即组织残余兵力向西门进行突围，企图打开西门，夺路逃往永新。可刚刚一出西门，就遭到袁文才二团的迎头痛击。

常言道，狗急了还要跳墙。敌军把一线生机全部寄托在西门的突围上，他们疯逛地进行反击,想杀出一条血路以求逃生。袁文才组织火力强力阻击，一直把敌军压制在西门口上，坚决彻底地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经一阵激战，全歼逃敌于西门外，整个战斗只用了半天时间，全歼赣军一个正规营和宁冈靖卫团及县公署的反动武装共计六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敌营长王国桢、靖卫团团长李树滋被击毙,县长张开阳被活捉。

 新城大捷，是在毛泽东亲自组织指挥下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更是一次反映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毛泽东研究制定的作战原则的成功运用。对于袁文才部队来说，这是对其整训和升编后的一次实际检验，它显示了袁文才部队整训后的巨大进步和坚强的战斗力， 同时也表现了袁文才本人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理解运用和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