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都存在适宜的外部条件。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合，也有其重要的外部因素。

首先，为了工农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十分注重与袁文才、王佐的关系，这对这桩婚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袁文才一方面忙于帮助工农革命军安家，设立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另一 方面，他在积极做王佐的工作，先是写信给王佐，后又特意上山面见王佐,说服老庚与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辟井冈山根据地。

时间一晃又到了十二月中下旬。一天，袁文才来到茅坪八角楼， 这是他常去的地方。因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后,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他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和商量;再则，他十分乐意聆听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见解。每次与毛泽东的交谈，都使他大受启迪，大开眼界，思想为之一新。

“毛委员，我老庚王佐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你派党代表到他的队伍去工作，他真诚希望得到党的帮助。眼下,他的部队正需 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提高军事素质。我俩都希望日后能够成为一支正规部队。”袁文才将那天晚上两人商定的事情如实地禀报给毛泽东。

听完之后，毛泽东欣喜地说道：“很好！很好！文才，在争取王佐方面，你利用老庚这一特殊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又增添了一支武装力量，我要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你！ ”

 “这都是毛委员领导得好。特别是你送给他七十条枪，南斗非常高兴，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袁文才接着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 ”毛泽东问道。

  袁文才答：“我和老庚想给你当个'月老'。”

  毛泽东一听，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

  “毛委员，我们的井冈才女贺子珍，你看她怎么样？ ”不待毛泽东回答，袁文才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毛泽东连忙摇头说：“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

  “不般配是吗？贺子珍可是才貌双全的人才。毛委员，你莫要辜负我们的好意。昨天贺子珍已去了茨坪，王佐怕是已经和贺子珍讲了这件事。”

  毛泽东着急地说：“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婚姻大事急不得的。”

  袁文才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于是笑着对毛泽东说：“你先考虑一下，日后我们再说吧。”

袁文才这位“月老”给毛泽东做媒采取的是“和风细雨”的方式, 而王佐则不然，完全是直来直去。那是在事隔不久的一天，毛泽东路过茨坪，王佐请他和派去不久的党代表何长工一起吃饭，两碗冬酒下去后，他也不顾场合不场合，当着何长工的面就直咕隆咚地说道: “毛委员呀，我和文才老庚要当你的媒人呢——”接着又情真意切地 说：“毛委员，自从工农革命军来到咱井冈山，我们就成了一家人了。 常言说得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和文才老庚都愿意跟定共产党在井冈山干一番事业。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就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说实话，子珍姑娘的人品才识都是呱呱叫的， 不然我们也不会给你提媒，你可不要嫌弃人家啰。”

 面对袁文才、王佐这两位“山大王”的保媒，毛泽东感到左右为难。他心里十分清楚，秋收起义失利后的工农革命军之所以能够进驻茅坪、立足井冈，完全得力于袁文才的支持帮助，倘若没有他的深明大义，部队是上不了井冈山的，即使上得了山也站不住脚；而今后要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营建巩固的“根基之地”，还要依靠袁、王两支地方武装，发挥他们特有的作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给他保媒之事格外看重。

其次，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环境，为毛泽东、贺子珍的结合架设了相识相知相爱的桥梁。

前已叙述，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因永新国民党右派头子周继颐勾结豪绅地主用重金收买土匪李乙燃，将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 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入监狱，发生了永新历史上的“六九”事 变。贺子珍联络宁冈、遂川、安福、莲花四县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城，救出被捕的共产党人，并处决了国民党右派头子周继颐和土匪头子李乙燃。因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贺敏学等永新的同志随袁文才撤退到了宁冈茅坪。

 为打破湘赣两省之敌的疯狂“追剿”，考虑到永新自卫军对山上情况不熟、隐蔽有一定困难等实际情况，经磋商，部分永新自卫军返回永新潜伏，但贺子珍、贺敏学等二十几个党员仍一直留在茅坪避难，这就为贺子珍初识毛泽东架设了一座必要的“桥梁”。假设没有出现永新“六九”事变，假设袁文才、王佐没有参加永新劫狱，假设贺子珍不是在茅坪避难且长达数月之久，假设袁文才对毛泽东上山持另外一种态度，那么，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的历史机缘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生。

 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毛泽东在八角楼会见了宁冈及永新在茅坪避难的共产党员。袁文才将龙 超清、刘辉霄、谢桂标、贺敏学等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当介绍到贺子珍时，她握住毛泽东伸出的手，真诚地说道:“毛委员，欢迎你！”

  袁文才在一旁接着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妇女部长、共青团书记，还不满十八岁哩。”

贺敏学插言：“她是我妹妹，也是大革命失败后来到茅坪的。”

 “我还估摸是哪位首领的'千金'呢。要得啰，今后我们大家共同战斗，在井冈山搞出一番事业来！ ”毛泽东坚定而自信地说。

十一月上旬象山庵会议结束后，前委急需一位秘书。在20世纪 20年代的中国农村，能够有机会读书，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为数极少，尤其是女性更是凤毛麟角。既有文化又有才干且毛笔字也写得娟秀端庄的贺子珍，无疑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毛泽东从永新县委将贺子珍要过来担任前委秘书，负责抄写整理文件、处理日常 事务。这样，贺子珍与毛泽东几乎天天见面。毛泽东还经常向熟悉当地情况的贺子珍了解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等情况。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毛泽东出征湘南，贺子珍和毛泽东朝夕相处整整四个月时间，在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从相识到相知，感情在不断升华。

再次，袁文才与贺敏学、贺子珍之间的兄妹情谊,也是保媒成功的重要因素。

早在一九二一年袁文才就读于永新县禾川中学时，与贺敏学就是同班同学。贺敏学于一九。四年出生，比袁文才小六岁。共同的性格志向，使这对同窗好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20年代初的中国，军阀混战，外寇入侵，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使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由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使工人、农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面对这一社会惨状，正值年轻气盛的袁文才和贺敏学无不热血沸腾，忧心如焚。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寻求和思考民族的出路。他们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以报效祖国。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目标，使他们亲如兄弟，似乎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他们恨透了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有一次，袁文才同贺敏学一起，趁着天黑，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窝把这个一贯欺压百姓的坏家伙痛打了一顿。为这个小小的胜利，他 们心里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袁文才家里贫穷，在校省吃俭用。他每次去食堂买饭菜时，总是 提前或推后，生怕被别人发现他每次都买最便宜的菜。为此,贺敏学有时特意一次买两份好菜，凑到袁文才旁边,把好菜挟到袁文才的碗里。有时礼拜天休息，他要父母做几道好菜,特意邀请袁文才到家里吃饭。这个小老弟对他生活上的细心关照，使得袁文才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一段生活经历，为他们日后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永新发生“六九”事变，当袁文才收到贺敏学在狱中的求救信后，毫不犹豫参加营救，并动员联合老庚王佐的 部队一起参加。劫狱成功之后，为了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共产党人的安全，又将他们带到茅坪避难，在茅坪一住就是数月。这份情，这般义，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贺子珍在茅坪期间，袁文才对这个小自己十多岁的小妹妹分外照顾，特意给她送来一套新的被褥。而贺子珍不愿单独住一间屋子， 总是喜欢和谢梅香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乐意同谢梅香聊天说话。 谢梅香还从自己的衣服里挑选出两套比较好的衣服送给贺子珍穿。 袁文才、谢梅香夫妻俩把贺子珍完全当作自家亲人,贺子珍同样也把袁文才夫妇视为自己的亲哥亲姐。在对待与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贺子珍十分乐意让谢梅香为她出主意、拿意见，而谢梅香看到双方都有这份诚挚的爱意，更为毛泽东满腔的革命热情所感动，故也极力撮合并适时地“穿针引线”。后来我奶奶谢梅香回忆说:“贺子珍当时十七八岁子，人生相好,很漂亮，不高也不矮，又会读书,她一来 就同我住在一起，袁文才很看重她，交代我说，这个客娘（姑娘）你要好好照顾她！ ”谢福生老人回忆说:“贺子珍来到洋桥湖时,住在谢兆瑞家里，袁文才安排她与谢梅香同睡一个房间……贺子珍吃饭也在谢梅香家。”

由于山区蚊虫肆虐，卫生条件差，疟疾发病率很高。在湘赣之敌又一次进山“围剿”的危急时刻，贺子珍染上了疟疾，病一发作，浑身冷得直打抖，根本无法走路。这可急坏了袁文才，他赶紧找来有名的郎中给贺子珍诊治,但都无济于事。一天，搜山的敌人步步逼近,贺子珍正碰上疟疾发作，双腿无力，急得袁文才只得把贺子珍隐藏在一个山坳里，等天黑敌人走后，袁文才他们再来看她,给她送吃的。

几十年后，贺子珍谈起在井冈山发疟疾的情形时，还是那么记忆犹新：“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是好的。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天气，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是寒气逼人。我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这时真想有一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啊！可是哪里来的大棉被呢？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来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在我身上，让儿子冻着。这么一条又小又薄的被子，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啊！ ”

 正是出于这种纯真的兄妹之情，使贺子珍对袁文才、谢梅香格外信任。这无疑增加了袁文才保媒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