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七月下旬，时任湖南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 长、共产党员彭德怀,组织发动了平江起义，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经数月艰苦转战，于十二月十日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于宁冈新城。

  消息很快传至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大为恼火，认为朱培德在江西“剿共”不力，于是，委任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 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这次“会剿”，国民党调集了六个旅共十八个团的兵力，采取层层包围、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五路向井冈山扑来，企图一举摧毁井冈山根据地，彻底消灭红军。

 面对近五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都深感事态严重。一九二九年元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 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在宁冈柏路村横店召开。会议整整开了四天，于一月七日结束。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六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

 柏路会议除了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通过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之外，重点讨论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最后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即由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出击赣南，到根据地外围去打击和牵制敌军，以解井冈之危。柏路会议决定升任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随红四军主力出征。

对于这次职务升迁，袁文才深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不排除自身所作出的努力，但更感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器重。还是在读私塾的时候，谢老先生就给他讲述过“伯乐相马”的故事，此刻，在他的内心深处，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智力超人、具有非凡人格魅力及亲和力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善于相马的“伯乐”。而他自己，并非一定就是一匹“千里马”，但他甘愿当一匹革命的“马”，一匹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马”，一匹忠于党、 忠于革命事业的“马”。

 袁文才为职务升迁感到光荣和自豪，同时，更有一种责任感和压力感。他毕竟只读过一年多中学，只在宁冈这个巴掌大的地方 “混”过几年，是一个土生土长、靠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指挥员。所以，他自我感觉文化知识水平有限，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也很有限, 特别是在军事指挥才能上，他无法与那些科班出身的军中才子相 比。但现在毛泽东、朱德信任他，要他挑起这副重担，他觉得没有理由推辞，他决心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才能。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出击赣南，能够继续和毛泽东、朱德在一起，有他们的教诲和指引，他信心倍增，顿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然而,袁文才毕竟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之人，家乡观念和人间亲情仿佛一张无形的网。出征意味着离开家乡，这使他喜中带忧、感到困惑。

 群山环抱的马源坑，像母亲温暖的怀抱，以她甘甜的乳汁，哺育了袁文才;美丽清澈的茅坪河，留下了袁文才孩提时与伙伴戏水玩耍的矫健身影；山高林密的半岗山，记录了袁文才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家乡的山山水水，他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让他迷恋和难以割舍！

最让袁文才依依难舍和放心不下的是妻子谢梅香。结婚这么些年来，他没让妻子享一点清福。刚结婚的头两年，为了自己的学业, 妻子与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支撑着这个家。父母离去后,不太会操持家务的妻子默默无闻地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学做家务。近 几年，袁文才忙于军中事务，根本顾不上家，两人聚少离多，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加上国民党军阀频繁“进剿”，妻子经常东躲西藏，甚 至没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但妻子是那么的通达，对他的事业是那么的支持，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这使袁文才深感愧疚。现在长女长妹八岁，次女冰清六岁，长子炳炎四岁，次子来福还不足两岁，眼下妻子又有孕在身，而自己却要离开他们，出征赣南。

还让他深感痛苦的是要离开那些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红三十二团官兵。这支队伍是他一手拉扯起来的,这些官兵亲如兄弟、 情同手足，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他怎能说走就走，忍心把他们扔下不管呢！眼下大兵压境，红三十二团官兵能顶得住吗？井冈山根据地能安然无恙吗？

 还有那些难以割舍的族亲和乡情。每当袁文才遇到人生的难题和家庭出现困难的时候，总是这些族亲、乡亲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 帮他渡过难关。他清楚地记得，那年他父亲逝世，家里穷得叮当响， 什么都没有，是各位族亲和乡亲，这个给半算筐谷子，那个送两只鸭子,甚至连蔬菜都是乡亲们送的，这才使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得以安葬。那年他在选举场上当众给谢冠南揭丑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又是各位族亲纷纷聚集到他的家里，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而在他投奔马刀队之后，家里又是全靠族亲们帮助照料。

回顾这一件件、一幕幕的往事,无不使袁文才动情。眼下就要离 开自己的家，离开亲人，离开故土，离开自己的部队,这让他一时从 感情上确实难以接受，他甚至想恳求毛委员把他留下。

 然而，袁文才毕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他读私塾时就受到过“男儿有志在四方”的熏陶和影响。他不禁扪心自问：自己不是从小就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吗？如果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又何以谈得

上什么立志干事业？再说，像毛委员、朱德、陈毅，包括上井冈山来的一大批湘南农军,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都是离乡背井，长年漂泊在外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都是像自己一样，家中有妻子有孩子吗？想到这里,袁文才冷静了，坦然了。他很快就从这种复杂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凡事应以党的利益和革命事业为重，而不该沉迷于个人和家庭的狭隘圈子里。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袁文才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肩负着牵制敌军、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重任，兵分两路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临行前，他特意与王佐这位亲如兄弟、患难与共的老庚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他们在叙旧的同时，更多的是谈论红三十二团这支部队，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他们都禁不住为这支队伍的生存发展而担忧。袁文才情不自禁地嘱托王佐:“南斗兄弟，三十二团是你我用心血培育起来的一支队伍，它现在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也是我们的立足之本。现在就全拜托你了，还望南斗兄弟管好、带好、珍惜好这支队伍。”

袁文才还特意腾出半天时间到各位族亲、乡亲家里告别，感谢他们平日里对家里面的关照支持，家里还请他们往后多加照应。

 此外，袁文才再三嘱咐心爱的妻子：“我走之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家里的事情我都安排了，有什么困难就找大哥大嫂。各位族乡亲那里我也都交代了，有事他们都会帮忙的。”

像所有即将出征远行的人一样，袁文才把需要交代和处理的事情全都一一办妥之后,他才放心踏上征途。

 元月中旬的井冈山地区，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时而雨雪交加，时而寒风飒飒。为尽快进入预定地域，袁文才根据毛泽东、朱 德的指示要求，组织部队顶风冒雪向赣南疾进。当行至遂川的大汾、 左安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李文彬部第二十一旅一个营的堵截，被我红四军在大汾迅速予以歼灭。接着，部队经上犹，占领了崇义县城。一月二十三日，又攻克了赣州地区边沿的大余县城。这时，湘赣 “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已离开井冈山，正在向赣南进发，急令国民党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跟踪追击红四军。一月二十四日，敌李文彬旅在大余县城与我红四军展开激战。由于事前情况不明，加上红四军长途跋涉、兵马 劳顿，以致仓促应战，造成红四军伤亡二三百人的重大失利。

 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红四军立即撤出大余，折向广东南 雄县境的乌迳、界址，然后沿江西的信丰、安远进入位于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当红四军在寻乌项山的圳下村宿营时,又遭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为掩护军部转移，红四军妇运科科长、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不幸受伤被俘，她受尽残酷折磨，二月十二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卫府里，年仅二十六岁。

 面对部队连遭失利，袁文才跟毛泽东、朱德一样，心情十分沉 重。他还是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战争的残酷后果，一次战斗就伤亡二 三百人，这对袁文才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数字。他回顾在井冈山 根据地的每次战斗，即便是当时最大、最激烈的龙源口战斗,伤亡也 不过几十人。他在痛心疾首之余，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同时也在反 思自己：作为红四军参谋长，理应把情况掌握得更清楚，把问题考虑 得更周全，把行动计划得更周密；只有这样，才能为毛委员、朱军长 当好左臂右膀，才称得上一名合格的红军指挥员。

当袁文才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跟毛泽东、朱德汇报时，毛泽东亲切地对袁文才说：“文才，你的这种想法很好，但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这次挫折对我们损失很大，但这是一种意外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很好地进行总结,尽可能地避免这样的损失。”

 宽厚大度的朱德也安慰袁文才说:“这次部队连续失利，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文才不必过于自责。让我们坐下来好好地找找原因，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毛泽东、朱德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袁文才得到一种莫大的慰藉。

 红四军在项山圳下突围脱险后，部队按预定到达寻乌项山罗福嶂会合。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毛泽东决策：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与红二团联系，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这是红军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于是，红四军准备取道会昌, 再行北上。这时，突然得知国民党军队正在会昌集结，红四军便绕道福建武平，随即又折回江西瑞金。

 瑞金城外，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被占优势的敌人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在朱德的亲自领导下，第二十八团官兵破釜沉舟、背水一 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重围。在与第三十一团会合后，于二月九日开到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在这里，毛泽东、朱德、陈毅、袁文才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议，经讨论研究，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消灭尾追的刘士毅部。

项山战斗后，赣军的刘士毅部对红军一直紧追不放。此刻，刘士毅第十五旅犯了兵家之大忌——孤军深入，这正是将敌歼灭的有利时机。

 二月九日晚，正是农历除夕之夜，当红四军干部会议结束后，按照 会议战斗部署，红军兵分三路，在形如口袋的麻子坳进入阵地设伏待敌。麻子坳地处大柏地以南十华里，山高坡陡，竹茂林密，谷地两头窄、中间宽，十分有利于伏击敌人。

第二天，即大年初一，细雨蒙蒙，大柏地笼罩在一片茫茫雾海之中。下午二时左右，敌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大摇大摆，毫无戒备地进人我红军的埋伏圈。一声令下，我军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人，双方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形成对峙状态。次日，我红军全体指战员以更加凌厉的攻势，再次向敌军展开激战。“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 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由于红军官兵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将敌人打败，歼灭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共计一千五百多人，生俘敌正副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八百多人。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扭转了整个被动局面， 致使敌军再也不敢贸然追击。

二月十七日，红四军经宁都到达地处吉安、兴国、永丰交界的吉安东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