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悲壮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社会贤达，他们或为了改变落后现状、推动社会前进，或为了拯世救民、民族生存，或为了正义事业、人类进步，而抛头颅，洒热血， 英勇奋斗，前赴后继，谱写下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历史是无情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他们或战死骤场、 杀身成仁，或命途多舛、惨遭厄运，或满腔悲愤、含冤九泉。伴随着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无数人为之付出了牺牲,沧桑岁月里积淀着太多沉重。

然而，历史又是公正的。它不为人的一时尊贵或卑微、顺境或逆 转、成功或失败、光荣或耻辱而定论。历史如江河之惊涛，大海之骇 浪，它将淘尽积于表层的泥沙，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人之功过是非、 成败得失，最终将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之中得到验证。

袁文才、王佐被定论为错杀，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未公开和明朗化。当来的人向谢梅香问及袁文才的情况时，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别人说:袁文才是在永新牺牲的，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

 其实，在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定论。

一九三0年十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就曾向毛泽东汇报这起事件的经过，毛泽东当即就说：“杀错了！”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指袁文才、王佐）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毛泽东在延安还对何长工讲，错杀袁、王，要平反！ 一九五0年前后，首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又一次同毛泽东谈到袁、王被错杀之事，毛泽东依然表示：杀袁、王是个错误。此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为袁文才、王佐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和张国华一起回顾井冈山难忘的斗争岁月时说：“当时对袁文才、王佐的解决是不对的，这个武装过去对我们是有作用的！ ”

特别是—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又一次涉及袁文才、王佐事件的责任问。

从一九三0年到一九六五年，在这漫长的三十五年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反反复复地提到袁文才、王佐被错杀这样一件我党历史上的“区区小事”，足以说明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这两位井冈山历史人物的感谢和怀念。毛泽东在和张国华谈话中甚至讲到：袁、王“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指叛变）也不要解决”。由此可见，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在艰苦的井冈山岁月里，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革命情谊是何等的深厚！这不仅是一种宽容，一种大度，更是一种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生死之交！

熟悉、了解袁文才的贺子珍，对袁文才、王佐之死十分痛惜。几十年之后，在提及此事时，其内心依然不能平静，真挚感情溢于言表。她说：

 一九三O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二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之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 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意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从我上山后的观察，即使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里，也是有一定的纪律的，特别是袁文才，对自己的队伍管的比较严。他们不抢（老百姓）、不嫖、不赌、不调戏女 人、队员不许随便下山。正因为他们队伍的纪律比较好，才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

事实上，当时不仅是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有农民意识，即使是红一团，它相当的一部分成员，也是农民，同样存在着多种错误思想。当然，他们直接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受教育的时间长一 点，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是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我想，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两支队伍要革命是本质的一面，才对他们加以肯定，同时又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

这一句句充满真诚的话语，这一声声发自肺腑的倾诉，如滚珠相逐，铮然作响。它反映了这位革命前辈对袁文才及其部队客观公正的评价，表现出对袁文才、王佐蒙冤被杀的沉痛心情。

对于袁文才、王佐被杀，许多革命老前辈在当时就感到不可理解和接受。井冈山斗争时期任中共鄢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在《忆北伐和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讲到：“湖南的都县和江西的宁冈、 遂川三个县的赤卫大队结合起来，成立了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是刘紫歧同志，我担任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下命令，要我们第二分区去打’袁、王残部，。当初，红军某部在永新县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袁、王部队的武装，还打死袁、王本人。对这种红军打红军的行为，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不理解，这回又要我们带队伍去打他们的 '残部’，实在思想抵触、很不愿意。但省军区下了命令，军分区也无权违抗。我们只好带着鄱县赤卫大队进山搜索”。

 陈正人，解放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他在《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一文中讲到：“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使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反而帮他们做了。也就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井冈山长期被敌人占领，直到一九四 九年江西全境获得解放时才得到解放。”

 陈士集，一九二七年九月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回顾袁、王被错杀的问题上，发出令人深思地感慨：“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左倾思想杂以个人恩怨和狭隘的私利，对自己人刀戈相见，严重损害党催事业的悲剧，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些血的教训.

 一九二八年底随红五军来到井冈山的李聚奎，解放后曾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等职。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红五军在井冈山》一文中讲到：“说袁、王要叛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充其量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而湘赣边特委的一些领导人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有缺点错误的同志,直至不惜残酷地杀害他们，显然是极为错误的”。

贺敏学，当年在袁文才、王佐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在《回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讲到：“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杀掉袁、 王是不应该的。杀袁、王是永新县委王怀、朱昌偕等，这些人要负责任的”。

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陈伯钧，曾在袁文才部队担任排长兼教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和院长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井冈烽火岁月》 一文中讲到：袁、王被杀害，“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赣西南特委和红五军是搞错了。现在应该给他们翻案。”

张国华，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在袁文才、王佐的红三十二团担任 号兵，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回忆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讲到：“’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绝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在对待袁、 王问题上，“不是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而是把他们当作敌我问题， 动起武来。假如袁、王知道要解决他们，也很困难，那时五军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们有五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但那时，袁、王 部队没有打一枪。从这个战斗形势看，也不是反水。”

 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谈红五军上山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不无内疚地讲到：“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这些当年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与袁文才、王佐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无不为边界特委领导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分敌我的错误做法而异常痛惜， 无不为袁、王的蒙冤被杀以及由此对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害而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