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光似白云仓促掠过，来到了 21世纪，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游人如织的井冈山，袁文才——这个充满吸力的字眼，这个亮若璀璨的辰星，闪耀着熠熠光彩的名字，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让许多游人不由自主地把袁文才与毛泽东、与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系起来。许多人都说：没有袁文才，毛泽东就进不了井冈山，就没有中国红军借以安身渡过难关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国红军何去何从还是一个谜，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这一说法，也许有些夸大。然而,袁文才超凡脱俗的眼 光，敢于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胆魄，以及他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卓越的历史贡献，是令人敬佩和不可磨灭的。

伟大的井冈山人民以及从这块红土地走出去的许多革命前辈， 不无惋惜地感叹袁文才的英年早逝、大业未竟。

 袁文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人生虽然短暂， 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灿烂的一生。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先后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茶陵县委书记，并在袁文才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期间，担任政府土地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和江苏省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一文中指出：“没有他们两个人（指袁文才、王佐）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 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先后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 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的江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江华曾三次上井冈山，最后一次已九十高龄，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进博物馆参观。这位革命老前辈，与井冈山这块红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逝世之后，其儿女按照他的生前嘱咐，将他和夫人吴仲廉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宁冈茅坪村的后龙岗 上，仅用两块花岗石分别刻下他与夫人吴仲廉的名字。这种对井冈山一片赤诚至爱的感情和高尚品德，深得井冈山人民的敬佩和称赞。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一文中讲到：“杀袁文才、王佐是不对的。没有袁、王，井冈山根据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袁文才部先后担任二连、四连党代表的宋任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中 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宋任穷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我听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感到十分痛惜。”“袁文才、王佐经历了许多次战斗，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我们永远怀念这两位对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陈伯钧在《井冈烽火岁月》一文中还讲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度过了革命难关。”“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红军军官教导队区队长的张令彬，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井冈山斗争的回忆》一文中讲到：“三湾改编以后，部队要到井冈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上有两位绿林首领即袁文 才、王佐，他们各有枪六七十条，要上井冈山首先要与他们搞好关 系，否则上山不但要付出代价，而且根据地的建设就更困难了。”“所以建设井冈山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有一份功劳的。”

 张国华在《回忆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还讲到：“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上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两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这就更证明他们有作用。” 

“三湾改编”时增补为前委委员，后来在袁文才、王佐部队担任一连党代表的熊寿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他在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讲到：“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兵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些革命前辈们对袁文才、王佐的中允评价和对历史的精辟见 解，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

首先，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一支有一定社会基础、深得群众拥护的农民武装，这支武装虽然人枪不多，但代表了群众百姓的利益， 又凭借井冈山险要的有利地形，遂成为一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武装力量。

其次，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军心动摇， 人心涣散。到“三湾改编”时，原五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七八百人，其中还有大量的伤病员，加上缺医少药，生活异常艰苦，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无法生存”的艰难地步，革命完全处于低潮时期。

 再次，当革命处在这一重重危急关头，袁文才深明大义，洞开山门，把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迎上了井冈山，使工农革命军摆脱了困境，“渡过了革命难关”，以至才有后来的朱、毛会师以及红四军与红五军的会师。从此，毛泽东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没有袁文才、王佐，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革命前辈们的一言一语，反映了他们尊重历史、忠于史实、客观 公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体现了他们在过去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培养起来的那种真挚感情。同时，也表明了袁文才、王佐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