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在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国民党当局布置在与井冈山区域相邻的县份,除由各地的靖卫团、挨户团驻守红白交界的村镇，另外派驻保安团协助封锁，控制所有的大小通道,规定凡是食盐、洋油、布匹、药品以及铜、铁等与军火相关的物资，禁止运入红色区域，发现携带违禁物品的人便抓走，以“通匪”论 处。就像河道切断了水流，割据区域的物资来源完全断绝了。

湘赣边界的山区因距大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完全是自给自足性的农业经济。许多地方三天一次的逢圩，成了乡村集市贸易的唯一场所。由于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少地方的吃米还处于杵臼时代，只有山下的龙市和新城 一带平原村镇才有石碓。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不单是军事斗争，同时还有严峻的经济斗争。边界军民要进行与敌人“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的武装斗争，就必须保障红军和赤卫队、暴动队的给养，即解决吃饭、穿衣盖被、伤病员医治等问题。以吃粮为例，红四军主力5000余将士，按每人每天一斤半米计算，一个月需大米24万多斤。经费方面，“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需要现洋万元以上”。

经济的极度困难，物资的出奇匮乏，决定着红军的生活极为艰苦。红军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条件，真是困难到了极度。时为湖南省委代表的杜修经，后来回忆时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他第一 次上井冈山，由毛泽东陪着来到茅坪红军医院看望伤病员，正遇上医生给一名伤员截肢，根本没有麻药，医生拿了木匠的锯子就吱吱地锯开了，伤员痛得昏死过去，他駐紧扭过头去不敢再看。 造成伤病员“其苦更甚”的原因，主要是红军的医药品太缺，不用说重要的西药，就是碘片、酒精都很少。

中共湖南省委曾给湘赣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可是恰恰相反。红四军的将士们和各级党政负责，以世所罕见的耐苦精神，一方面艰难度日，另一方面艰难创业，以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

面对经济上的极度困难，边界军民并不是仅仅依靠精神的力量去战胜，而是注重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展开一系列发展经济和反物资封锁的斗争。这些斗争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建起了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各种后勤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数是军需小厂和作坊，加上红四军四个主力团的留守处和红军医院，计有20余处。这里介绍几个主要的。

茅坪红军医院。创办于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之初。初时只有医生3人,后从附近各村招收了吴鹏飞、赖章达、陈金等郎中、 草药医师数人。没有药品，用草药治疗，设立茶山源草药店，有5 个人专门采制中草药。1928年5月两次攻克永新县城，从赣敌杨如轩师缴获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医院发展到42人，护理人员近 60人，并有一个担架排。院本部设在攀龙书院的一、二楼，房屋不够，就扩大到书院左侧的阎仙殿，两处可住伤病员300多人。医院 长曹锑，医务主任王云霖，护士长伍辉国。

桃寮红军被服厂。开办于1927年12月中旬，厂址设在桃寮的张家祠。初建时只有从民间招来的乡间裁缝7人，以手工缝制军衣。1928年1月初，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将没收过来的萧家璧、 罗普权等反动豪绅的一批洋布运到桃寮，用茶梓壳灰和赤楠籽染制成灰色布缝制军衣。同年5月下旬第二次打下永新县城时， 缴获6架缝纫机，被服厂扩大到60多人,厂长林善宾;工厂采用流 水作业的程序,提高了缝制效率，生产红军的军衣、绑带、帽子、 子弹袋等。

步云山红军军械厂。是在工农革命军修械所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其基础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修械所。开初有谢凡经、谢固经兄弟等5人，在步云山白云寺设立小车间。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军部抽调了 20多名安源煤矿、水口山矿机修工人出身的战士，扩充为军械处，任命宋乔生为处长。军械处能修理各种枪支和迫击炮，生产单响枪、步枪子弹和生铁手榴弹。1928年“八月失败”期间，从茅坪搬到茨坪。

茅坪粮库。红军将士5000余人,加上党、政领导机关百余人， 一定要有储存粮食的仓库，以备调配。1928年5月中旬，由军需处筹备，在茅坪谢冠南家设立了粮库。打土豪运回的稻谷全部存放在库房。粮库的管理工作人员有袁冬福、郭善俚等十余人，除了保管粮食,平时组织茅坪村的妇女砻谷筛米;有15张砻床,一般是供应糙米，很少碓米。

大陇硝盐坊。食盐是井冈山根据地最为昂贵、紧缺的生活物资,一般是由商贩从遂川草林、永新县城等地挑运过来，一块银洋只能购盐一斤，还卖到过一块银洋只能购12两（时为16两一 斤)。为要解决食盐的紧缺，军需处开办了几个熬制硝盐的作坊。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办在大陇后街的尹家大店，由大陇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朱天伦负责，有2餘人。作坊用拆下来的老墙砖和墙泥经浸泡后在大锅里煮熬。这种硝盐虽然苦而淫口，但比长期吃不上盐好多了。

象山庵红军石印厂。第二次打下永新县城时，从敌杨如轩师部缴获了一架油印机，运回茅坪象山庵;油印机是红军和地方党最需要的宣传器具。特委决定开办石印厂，由特委候补常委刘辉霄负责。刘与几名工人研制成猪油调拌的油墨，印刷各种文件和宣传品。同年10月，边界特委在象山庵举办了几期党团员训练班，受训人员学习用的讲义材料,就是石印厂印制的。红四军主力征战赣南前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也是该厂印刷的。

二、 完成土地分配，发展农业生产。

提高红军给养，最重要的问题是军粮供应。而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办法是发展农业，增产粮食。边界党对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视，首先把着力点放在土地分配上。湘赣边界各县的分田，至 1928年6月中旬已普遍完成。在特委和边界政府的切实布置下， 各级工农兵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农民搞好农业生产上。政府为农民调剂耕牛农具，给农民赊售种谷，组织耕种队帮助红军家属和劳力少的农民进行农田耕种。1928年，边界各县的农业普遍丰收，其中宁冈的粮食产量增幅最大，一般增收三成左右。享 受到土地革命成果的农民，积极回报苏维埃，回报红军，踊跃交纳土地税粮。本来按中央的规定只能征收15%，而宁冈全县按 20%征收，农民们对多收的5%毫无怨言。这些粮食相当程度地保证了红军的军粮供应。

三、 辟建红色奸场,促进物资交流。

首先恢笈、改造了遂川县最大的圩场草林圩。草林圩是遂川 西北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的中转站，集中了 200 多家店铺，住着600多户人家。每逢农历一、四、七，方圆近百里群 众便车拉肩挑农副产品前去赶圩，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圩场。

但是长期以来，官府豪绅互相勾结，在通往草林圩的路上设立层层税卡，进行盘剥勒索;圩上的农副产品还屡遭豪绅地主克斤扣两、任意压价和不等价交换等形式的剥削。

工农革命军在痛击遂川靖卫团并攻下遂川城后，随即在黄坳至草林的70里路上，打掉了靖卫团五道税卡，打击了称霸草林圩场的大土豪、奸商黄礼瑞，没收了他开设的赌行和烟馆;同时取消了国民党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农民拿到圩上的一切农产品和商品不抽捐税。红军这些保护中小商人和农民利益的工商政策,迅速打幵了草林圩场的局面，出现了活跃、繁荣的景象，各地前来逢圩的民众和商贩，肩挑手提带来各种物品,人数多达2万多人。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又把草林圩场的成功做法移用到宁冈大陇，在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开抒之后，整个宁冈西南片的民众，包括与之接壤的酃县十都、大院一带的商贩，都来逢圩;圩场不再有欺行霸市的情况，许多白区的商贩乐意来大陇做生意，冒着情愿被靖卫团半路截获的危险，把根据地紧缺的食盐、洋油、 中西成药等带到圩上出售。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新城、睦村等地恢复了老圩场，开办“公卖处”，将打土豪和战斗中缴获的一些物品拿到圩上交易，以吸引民众。

四、自造“工”字银洋,发行根据地的货币。

当年，边界军民使用的货币是“袁大头“银洋和银毫子。毛泽东、袁文才等人意识到，红色政权既然是与白色政权对抗的红军就要有自己的货币。1928年5月下旬，由湘赣界工农兵政府筹划，决定在上井创办红军造币厂。这项工作具体由王佐负责。 造币厂设于上井村邹甲贵家,以一套墨西哥“鹰洋”铸模，用上千斤重的石头冲压。王佐还让工匠在银洋上铸了一个“工，，字，意为 工农兵的银洋。每块银洋重七钱二分，银的成分很足，不掺半点假。规定“工”字银洋可以与“袁大头”兑换拿到各圩场上可以优惠价买到红军公卖处的货品。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自制的货币。

五、 设立公营商业性的公卖处。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应该有类似“消费合作社”的公营性质的商业。根据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筹划，先是由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茨坪办起公卖处，接着又在大陇开办公卖店， 将打土豪没收的以及战利物品放在公卖处、公卖店出售。这样既可以解决民间的物资困难，还有商业上的获利。由于公卖处价格便宜于民间，买卖公平，很受群众欢迎。此为民主革命时期最早的公营商业的雏形。

六、 开辟红白区域的贸易线。

边界的每个县都盛产竹木，还有笋干、草纸、茶叶、桐油、茶 油等地方特产。国民党军队在各处的水陆交通要道实行禁运，不准任何重要生活物资运进红色区域，也不准红区的竹木运出去。 尽管敌军封锁严密，南昌、长沙等地的一些大商贾仍想到红区来赚钱。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打通关节与红区做生意。边界党根据这种情况，派人联络那些有背景的商贾，与他们建立生意上的往来。1928年5月起,在永新的韩江、鄙县水口、茶陵江口、遂川戴家铺等地，设立了竹木交易委员会，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做竹木生意。这些商人买通国民党军的哨卡，将竹木运走，也将食盐、布匹、药品、洋硝等重要物资运进来。

工农红军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井冈山军民采取的一系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和反物资封锁的斗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边界军民渡过了经济难关。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以其显著标志成为井冈山革命精神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