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对毛泽东、朱德等人来说，是个感到欣慰、舒心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给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传到了井冈山。其实，中央的指示信是1928年6月4日写就的，由于地下交通的不畅通，几经辗转，才由中共江西省委转到吉安县委，经吉安县委派人送达边界。

毛泽东对中央的来信认真地阅读了几遍，心里非常高兴，兴奋程度是他上井冈山一年以来所没有的。

信中介绍了全国其他红色区域的斗争形势，指出“八七”会 议以来党内存在着的“左”倾、右倾错误，肯定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要地位。信中写到:“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 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 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在肯定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处于三省暴动的中心地位”的基础上，中央指出湘赣边界前委工作的总方针:“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粤赣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围绕着上述总方针的贯彻，中央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具体指示，从土地分配到红军的政治建设，包括党的政治训练以及指导机关的建立，都指示得非常明确。比如对边界党的领导机构， 信中指出:“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

毛泽东与朱德对于如何传达中央来信，商议的结果是:趁着红四军部分部队正在遂川活动，集中军队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 人，在茨坪召开会议进行传达。

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在茨坪召开，边界特委的成员和红四军军委委员共30余人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央来信并组织讨论。与会的井冈山红色区域的党政军精英们，对于中央的指示逐条地边学边议，人人争相发言。

在讨论重建前委时,除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朱德两人，对另外的三名成员，经过提名、筛选，最后确定为谭震林(地方党部）、 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

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重新建立，标志着湘赣边界的党和红军又有了坚强的领导中枢。

这之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指挥红四军主力在新城、龙源口歼敌一个营，打垮一个营。随即在新城出席了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忙活一阵后，乘红四军冬季整训期间，又回到了茅坪，回到那座八角楼。

八角楼是毛泽东在茅坪的固定住所。房主谢池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与袁文才系忘年之交的挚友。早在1927年10月袁文才将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迎到茅坪时，老中医执意将自己的住房腾出给毛委员住。因为楼顶有一个取光的三层八角形天窗，故而得名。朱德到了茅坪后，谢池香又将进门右边的房间让给朱德夫妇居住。楼下的另外三间房子，前委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谭政、尹宁万等几人居住、办公占了两间,剩下一间由毛泽东的挑夫龙开富和马夫黄达合住。热情而诚挚的老中医将这幢屋子全部让出来，自己却住到旁边的老屋里。这幢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居住得时间最长的革命旧居，之所以在后来没有被国民党军队以及靖卫团烧毁，主要原因是谢池香的侄女婿当年为宁冈县靖卫团的副团长，总得顾及叔父的面子。

在八角楼,毛泽东经常与朱德、陈毅、谭震林、袁文才等人一 起商议工作，或请来地方党的和红军官兵召开座谈会。另 外，他还在楼里进行红色政权理论的写作。

作为井冈山红色区域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在那样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进行理论写作，用于指导当前的斗争，纠正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毛泽东成为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湘赣边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以艰辛细致的努力创建农村根据地，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创举。对于这个事关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的伟大实践，置身于这个实践中的红军和湘赣边界的党，有相当一些同志的认识是模糊的、反复的。每当革命遇到困难、遇到暂时挫折时，总有部分同志思想上产生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情绪像瘟疫一样影响部队、波及地方。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早在边界党“一大”会议上就对这一疑问作了初步回答，一时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迷雾被驱散,大多数人消除了疑虑，坚定了革命信心。但当“八月失败”发生以及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在湘南覆没，又有小部分同志头脑中的悲观情绪死灰复燃，再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在八角楼上的油灯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沉思着。他在想，这种疑问的再度提出，有其深层的思想根源，实质上是一种对革命前途悲观的右倾思想在作怪，必须抓住要害从理论上加以科学分析，透彻地阐释红色政权的区域为什么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存在的独特原因。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利用边界党即将召开的“二大”的机会，认真回答好这个问题。

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从党内解决思想问题，是毛泽东随红军大队回到黄增，回到茨坪、茅坪之后，就有考虑，就有越来越明晰的念头，只是他认为应该与朱德、谭震林等同志商议后再作决定。10月2日，毛泽东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八角楼研究讨论了一整天，定下了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方案和时间。

还有一两天就要开会了，应该为大会准备好政治报告；而白天的事情分身不开,心也安静不下来，只有在晚上来做这项工作。

随着夜幕降临,贺子珍将青油灯点亮，在那方大砚台里磨好了墨,然后坐在床沿陪伴着丈夫写作。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二大”所作的报告，是在八角楼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写成的;但其思路早已形成，边界党的“一大” 以后，他就一直在思考着，到他此时动笔写的时候，已是成竹在胸。

报告中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情作了精辟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毛泽东在论述“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红色政权存在于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独特原因时，指出“必有”的五个方面的条件：

其一、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给了红色区域发生和坚持下来的“一种条件”。

其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都是有良好的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

其三、全国的革命形势是在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继续发展，“曰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其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能够对付正式的国民党军队，造成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指出， “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

《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作，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这是论述中国革命红色政权理论的开篇之作。

毛泽东在接到中央给前委的指示信后，知道中央对于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建立，完全持肯定的态度，而不像湖南省委那样无定见，胡乱指责，强迫命令;尊得应该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情 形向中央作出报告。

重新出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想法既定，便从宁冈返回茅坪八角楼的住处付诸行动。出于习惯，他白天带着问题找人座谈，晚上在灯下伏案写作。

毛泽东在代表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经验，对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以及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六个方面加以阐述，指出了罗霄山脉中段 的武装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报告指出：“以宁冈为中心的 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 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意义的。” 报告中有三处使用了“取得全国政权”的文字，可见毛泽东已经把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发展，与夺取全国政权的宏图联系在了一起。报告的最后，毛泽东以深邃的哲理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 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毛泽东给中央所写报告的主要部分，文章的落款时间是“1928年11月25日”。

初冬的井冈山，天气已经有些冷了，尤其是深夜，雾凝露生， 寒气袭击着接连几个小时沉浸于写作的毛泽东。在一旁陪伴着的贺于珍，不知不觉打了个吨，醒来后，感觉楼内凉丝丝的，便把铺上的薄线毯披在毛泽东身上。丈夫感到妻子的温情，顺手将文稿递了过去,说道:“子珍,你帮我看看吧，我的文章,你是第一个读者呢。”

毛泽东用的是一盏青油灯。按照军部军需的规定，团部以上机关晚上点灯可用三根灯芯。毛泽东为了省油，多数时候只点一根灯芯。有时候贺子珍看到楼里灯光太暗，才给拨上一根。

八角楼的灯光，经常是亮到半夜过后，或到快要天亮。青油灯的光亮映照着毛泽东挥毫疾书的身影。

毛泽东是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他的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186 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在茨坪等一些地方也写过。肖克回忆说他在新城看到过毛泽东的文稿，杨至诚也谈到“毛委员在茨坪的住处写作过《井冈山的斗争》 一文”。只是这两篇文章最后都是在八角楼完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