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地位的变化。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边界各县农民，与全国的农村农民一样，饱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地主豪绅阶级凭借着其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来说，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普遍缺地少田，为此，不得不向地主租种。而地主则凭借土地资本，向农民巧取豪夺。在边界，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法基本有三：一是收“活租。”即“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还往往高出50%，有60%、70%、甚至80%的。二是收“死租”。佃农每年按契约规定向田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谷，不分丰年歉年，照收不误。这种定额“死租”，所索取的数量也往往在50%以上。三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美其名曰：吃新礼、过年礼等；甚至地主家有红白喜事，佃农都要前去帮忙，送礼打点，以祈求土地的延期租种。

    在这般残酷的盘剥下，大多数佃农往往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禾镰挂上壁，屋内没米吃”。在青黄不接的时日，全家人只好吃野菜、蕨根、“雷公屎”（一种藻类寄生物）、“神仙土”（即高岭土）了，其贫苦到了极点。然而，由于“边界的经济，不但是农业经济，且还在杵臼时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山区虽受资本经济的侵蚀较迟，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广大农民不仅缺田少地，而且没有文化，加上地处偏隅，显得十分落后；故广大的山区农民反抗精神不强，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于本命，安贫守道，认为是命中注定，只有受苦了。

    基于这种情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发育得要慢些”，“他们有许多是不满意或怀疑革命的，所以有些农民有‘国民革命军也好，工农革命军也好，横直老百姓吃苦’的话，有些说‘从前要抽捐税，现在还不是要抽土地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教育农民，解放农民：一是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官兵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号召广大贫苦农民投身革命阵营，谋求翻身解放。同时，强调军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使农民看到一支真正的自己的军队；二是组织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既让农民得到实惠，又为部队筹款，还可造成群众与党的基础；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帮助农民建立红色政权。三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要真正地争取和解放广大农民，就必须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获得生存之本——土地。

    湘赣边界各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县党组织都曾领导当地人民开展过打土豪、烧田契的斗争，广大农民甚为拥护，投入了斗争的洪流，没想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受压迫的状况依然如旧。为此，毛泽东在1927年冬，就派出胞弟毛泽覃到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28年春毛泽东本人也来到永新塘边进行试点。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中村时，还进行了插牌分田。在不断取得土地革命斗争经验后，在1928年5月21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布置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任务，从而拉开了边界土地革命的大幕。为使这场土地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毛泽东还指示从部队抽调了许多红军，战士深入各地，帮助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最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进行，然后逐步扩展其他各县。从边界“一大”始到1928年10月，边界各地普遍开展了大分田运动。在此基础上，边界党形成了一条基本完备的土地革命路线，即“农村斗争整个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砸烂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摆脱了被统治的地位，成了社会的主人，大大地激发了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得到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1928年的秋天，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许毅主编）采访资料。这年的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宁冈广大农民毫无怨言。宁冈县东沅乡麻上村的农民邱祖法，红军上山前，祖宗三代都靠租种地主的田，一还租就所剩无几了，吃了上餐愁下餐。土地革命后，分到了10多亩土，秋收获得谷子3500多斤，他完上土地税后，又多交了1000斤，超过规定的42%！从邱祖德的身上，可以看出农民翻身解放后对革命的忠贞和对共产党的热爱。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红军。井冈山时期的许多重要战斗（如龙源口大捷、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等），都是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的结果。在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剿匪军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众，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广大的农民除“无所依归，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外，大多数“表现很好，并无反水的现象，还是很坚决的，没有发生什么影响”，“都认清了反动派的欺骗民众的真面目”，从而“各地群众日益革命化”，足见农民得到解放后，对革命和共产党真心拥戴的程度。

    2.妇女的解放。

    千百年来，广大农村妇女除了饱受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之外，还戴上了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受尽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蹂躏。她们在外没有政治权利，在内没有人格权利，屈从于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湘赣边界的妇女尤甚。由于地处偏隅，各县在19世纪初基本上没有女子学校，即使有钱人家的女子要读书，也只能送到吉安、南昌、长沙等大地方去，故湘赣边界各县的妇女完全没有文化。然而边界各县的妇女并没有被封建制度所湮灭，她们勤劳、朴实、勇敢，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争自由、求解放，打碎了封建枷锁，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在宁冈，出身官家富绅的女青年杨杰、刘懿、龙佩云，高举反封建的大旗，组成宣传队，深入城乡，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号召妇女放脚、剪髻，提倡男女平等，争取人身自由。在她们的带领下，广大妇女奋勇而起，纷纷上街游行、唱歌、演说，学知识、学文化。在共产党人龙超清等的支持下，宁冈办起了妇女工读学校，杨杰兼任学校校长。她们既学文化又做工，从吉安引进几台编织机，学编毛巾、袜子。1927年1月，龙超清、刘辉霄、袁文才等领导推翻了宁冈县衙、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后，宁冈县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宁冈县妇女解放协会，选举杨杰为主任。

    解放了的宁冈劳动妇女，学习努力，生产积极，斗争勇敢。新城土豪龙泮生恶毒攻击妇女解放协会，妇女协会得知后，大家一合计，把龙泮生抓住戴高帽子游街，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有一次，宁冈县人民委员会想打新城谢瑞庭的土豪，考虑到他家墙高院深，稍有动静，他都有可能及时转移贵重物品。妇女解放协会委员谢宝莲主动请缨，利用侄女的身份赚开大门，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一拥而入，把谢瑞庭的金银细软全部缴获，随后又将其仓库中的谷物、茶油、腊肉全部挑走，分给当地贫苦百姓和充作农民自卫军军需。

    1928年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妇女解放协会改称为妇女委员会，重新选举了龙佩云、刘爰秀、陈春英、谢宝莲、尹顺安、刘懿等为委员，龙佩云任主任。随后，各区、乡都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因为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妇委会组织了宣传队、洗衣队、担架队等，积极为红军送茶饭、洗衣服、做军鞋、削竹钉、搞运输、看护伤病员、探听敌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茅坪乡妇女主任聂槐，在1929年初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经常为坚持在深山老林的红军送米送盐，由于一些方法不断重复使用，被敌人识破，不少交通员被捕。聂槐在又一次接到组织命令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巧计：即把盐溶于水，将棉衣把水吸干，然后烤干穿在身上。她用这个方法多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由于她时常外出，引起敌人注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聂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1岁。她的英雄壮举，成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原型。

    在茶陵，妇女们也积极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她们在共产谭道瑛（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曾求学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的领导下，于1926年7月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女界联合会，倡导妇女剪发、放脚，摒弃陋规恶习，积极参加打土豪活动；开创女性上学新风，办起了茶陵县女子学校，后正式称作“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开设语文、织工等课程，并接受共产兼课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马日事变”后，学校被迫解散。革命转入低潮，茶陵妇女界的斗争仍未停止。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妇女革命斗争再度掀起。年底，茶陵县游击队上了井冈山，其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的陈叔同等几位女性一同上山，陈叔同还分配到设在茅坪的前委担任工作人员。留在茶陵坚持斗争的谭道瑛，不幸因坏人告密被捕，1929年春被敌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在酃县，曾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的女学生凌翠贞，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了共产党，于1926年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家乡从事妇女运动。在中共酃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1927年1月成立了酃县妇女协会，凌翠贞任会长。她们在各地组织宣传队，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实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养童养媳。在凌翠贞等领导下，短短半年时间，全县有24个区、48个乡相继成立了妇协组织。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如火山一样喷发，向着封建势力和旧观念发起了冲击。她们创办了酃县职业学校，实行男女兼收，打破了“男女同校不成体统”的禁锢。酃县农民自卫军成立时，凌翠贞又领导组织一批妇女成立妇女小队，积极参加打土豪除官绅的斗争。

    在莲花，1926年9月，在北伐军的帮助下，成立了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和国共合作的莲花县党部，组建了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步女青年颜清珍当选为妇女会执行委员。颜清珍积极带领莲花妇女群众，参加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资本家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颜清珍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莲花县大土豪李成荫与革命势力对抗，颜清珍与县内的共产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走于全县各地，召开各类会议，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号召革命人民坚持斗争，并于5月夺回了被右派控制的县城，摧毁了李成荫的所谓“新党部”。6月间，中共江西区委派梁明哲、方志敏来莲花巡视工作，在莲花九都新城召开大会，颜清珍组织大批妇女参加会议，当夜还组织100余名妇女聆听方志敏作报告。广大妇女听后，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主张，实行男女平等平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礼教。1928年6月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颜清珍当选为县妇委会主任（后为县委妇运部长），积极协助其丈夫刘仁堪（莲花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带领全县人民英勇斗争。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夫妻双双落入敌手，壮烈牺牲。

    在永新，妇女解放运动更为出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永新女界就涌现出两个著名女英雄——贺子珍、贺怡姐妹俩。在永新“6·10”反革命政变后，已是吉安妇委主任的贺子珍，虽尚年轻，但沉着稳健，积极会同已撤至吉安的刘真等人会商后，偕尹锋等奔赴宁冈，联络袁文才、王佐及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合攻永新，于7月18日攻克永新，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余名革命与群众，尔后毅然随兄长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共产、女红军战士，随后分配在前委机关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妇女的解放，为中国革命锻造了一支雄厚的有生力量。在井冈山斗争中，活跃着贺子珍、伍若兰、彭儒、吴仲莲、康克清、曾志、段子英等一大批知名巾帼英雄。她们，有的一路征战，直至新中国成立，仍披肝沥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有的为了崇高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3.社会各阶层的变化。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除了社会阶层的主体——农民、社会人口的母胎——妇女得到了翻身解放，接受了共产党主张，走上革命道路外，其他各阶层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军队士兵等表现尤为突出。

    工人阶级：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基本上没有近代民族工业和产业工人，只有一些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铁业、篾业、泥木业、船业、服务业及小作坊等手工业和小产业工人。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湘东、湘南、赣西的小产业工人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得到了熏陶与锻炼。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影响下，与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投入了火热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其变化与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积极参军参战。在秋收起义的部队中，第二团的组成力量基本上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后虽被打散，仍有100余人上了井冈山。1928年5月，刘型、张汝泉又率醴陵和安源工人近百人上到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三十一团。在湘南起义的农军中，均有各县的工人参加。据宜章、郴县、耒阳、安仁、嘉禾、资兴、桂东、汝城等县不完全统计，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工农有7万多人，其中参战的工人有6900多人，工人参军的有2461人。引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是投身军需生产。井冈山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工人成分的红军战士，表现英勇顽强，贡献出许多聪明才智。1928年1月打下遂川时缴获了6架缝纫机，可运回桃寮被服厂后，那些请来的缝衣工人谁也不会用。毛泽东即在部队中找了林善宾、罗华曙、吴千金、贺世喜、王志兵等6位会踏缝纫机的工人战士充任骨干，林善宾还当了被服厂厂长。红四军军械处的开办，也得力于水口山铅锡矿工出身的战士。他们因陋就简，不仅会修理坏枪，还造出了“来火枪”、“单响枪”。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军需供给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拥军拥政，支援革命战争。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开始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忽视了工人的作用。后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广泛发动广大工人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恢复了茶陵县工会和各个分工会，并推举印刷工人谭震林当工会主席和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政府派出工作队，深入乡村，帮助各地恢复农民协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平时配合农民赤卫队站岗放哨，战时，则支援工农革命军作战。1927年12月中旬茶陵豪绅头目谭省吾、罗兆鹏纠集反动武装200多人进攻红色政权时，工农革命军正面阻挡敌人，茶陵县委和政府率工人纠察队隐蔽在河对面的定灵寺，从侧面进攻，一举击溃来犯之敌，缴枪20余支，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时，由于敌人造谣、诬蔑革命军，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革命军进城后，一片冷冷清清。后来，遂川篾业工人蒋世良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宣传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的目的，很快将遂川工人发动起来，恢复了商业、船业、木业、排业、作坊业等工会，还组建了遂川县工人赤卫队，蒋世良任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他们白天下乡宣传，晚上在县城担任值勤，成为遂川县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中小商人、小业主、小作坊主等，属于“中间阶级”。在井冈山山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央及湖南、江西省委对此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政策界定，全靠前委、特委自己摸索。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感叹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区域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领导前委和特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和“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遂川草林圩场的工作中。

    草林，是遂川四大圩场之一，群居着600多户人家，近200家店铺。大多数是中小商人。这些中小商人的资本很小，主要经营一些生活用品、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大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经济命脉基本上受当地的“土霸王”黄礼瑞的控制。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在草林发动群众的罗荣桓，耐心做好群众工作，严肃部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区别不同对象，保护大多数中小商人，镇压黄礼瑞、郭朝宗等大资本家。罗荣桓、曾士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的各种商号、当铺、烟馆、妓院，缴获了大量物资。事后，毛泽东亲自赶到草林，召集群众大会，将工农革命军的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向群众作了宣讲。他在会上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4家店铺，大资本家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只有11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遂川县党史办采访资料。到会的群众和中小商人听后，十分欣慰。工农革命军因此得到了广大中小商人和群众的拥护。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至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了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为了使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深入人心，1929年红四军党部还专门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文告，明确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口号。同时，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里写道“小资产者，税捐极重……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正是有了这样的好政策，共产党和红军才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衷心拥护。根据地广大中小商人积极参市纳税，筹款筹粮，沟通赤白贸易，活跃集市经济，成为维护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军队士兵：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的来源，约分下列六项：（1）潮汕叶贺旧部；（2）武昌警卫团；（3）浏平农军；（4）湘南农军及水口山工人；（5）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各部的俘虏兵；（6）边界各县工农分子。前四项是基干，但贺叶旧部、警卫团、浏平农军，因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红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项虽然至今因其质量之健全，犹是红军第四军的基础势力，但数量上比例，已远不如后二项了。后二项又以各军俘虏为最大数量。”“别人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因死伤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按理，如此的兵士结构，是很难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队的。同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其菲薄，<u></u>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到了严冬仍穿着两件单衣。然而，红军却战之必胜，越打越强，越打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关键就在于在军队中实行了民权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所以，红军的士兵，特别是俘虏兵，“他们一到我们的军中一看，完全另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红军）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说：“同样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彻底的民权主义之施行于军队，将是破坏中国封建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红军中这种“彻底的民权主义”，实质上就是军队中的民主制度。正是依靠军队中的“民权主义”、民主制度，井冈山时期的国民党投诚部队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和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摘掉了“双枪兵”的帽子，丢掉“烟枪”，拿起钢枪，赤诚勇敢，成为边界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威1930年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毕占云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社会陋习的改变。

    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正是由于落后、封闭的原因，边界各县民间陋习名目繁多，有些显得愚昧、丑恶。其社会陋习主要有：

    首先是赌博。赌博，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企图不劳而获的不良行为，是懒惰的最高形式。按理，在战争年代，到处饿殍遍野，广大农民家境破落，该是循规蹈矩了。可是，恰恰相反，边界各县赌博之风一直盛行不衰。其中，有富人之间的比势赌，有穷苦百姓的“寻财”赌，有流氓无产者与有钱人的“斗智”赌，有兵痞与地痞的“玩命”赌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吃鸦片烟。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主张种鸦片烟苗以抽税筹款，一时，各县竟改粮田为种烟苗，此后城镇烟馆林立。大革命时期，各县农民协会曾采取禁烟措施，取得显著效果。然大革命失败后，吸烟卖烟又死灰复燃。

    三是买卖婚姻。包括托人说媒、指腹为婚、抱养童养媳等。由于婚姻制度的不平等，富豪纳妾蓄婢，穷汉无力娶亲，夫权至高无上，妇女毫无人权。

    四是迷信。湘赣边界各县由于地处偏隅，受先进思想较少，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广大的农民群众认识不到贫穷是剥削的结果，反认为是自己“命苦”，因而迷信盛行，敬神、拜佛、看相、算命等，祈求上苍降临福祉，避灾驱邪。

    五是尊崇宗法礼教。湘赣边界各县，“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因为一般的落后，国民革命时代的民权革命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少，所以革命的元素在乡村城市中要少于封建势力（指红军走以前）。可以说封建宗法的势力，要较革命势力雄厚”。当年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的这番话是有根据的。边界各县境内各姓均拥有宗祠，大姓还有总祠、房祠，有钱人有家祠。凡宗祠均有田产，有的还有山林、池塘，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族有族规、族长。族长一般由富有的乡绅充当，执掌族规，主管族产，处理族内外的纷争等，拥有极高的权利。这些族长或酋事，往往与地主豪绅勾结一气，把手中的权利变为镇压贫苦农民的武器，稍有不是，轻者责杖，重者沉潭。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上述陈腐落后的封建陋习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涤荡各种封建社会陋习。农民协会首先对赌博、吸鸦片开刀。各地农协积极取缔赌博，对赌徒进行教育，对赌棍罚款、游乡，没收烟具，烧毁鸦片，强制戒毒。一时，赌博和吸鸦片的现象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宗法礼教、迷信活动、买卖婚姻，也同样受到批判和打击。在宁冈，袁文才领导农民自卫军一股脑儿将茅坪象山庵、白云寺里的菩萨打掉，神像烧掉。在永新，贺子珍、贺怡带领秀水小学的学生，也把城隍庙的菩萨打了。酃县、茶陵、遂川、莲花县的共产党人，也领导农民协会向宗法礼教、迷信场所开刀。在大革命狂风暴雨之中，边界各县妇女得到解放。她们纷纷放小脚、剪髻子，争民主，争自由，走出家门，上街宣传，参与打土豪，烧地契的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边界各县政权重又落到国民党右派手中；于是，被荡涤一清的民间陋习重又沉渣泛起。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前委、特委，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再一次对封建陋习进行了一场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没收了宗祠的山林田产，清算了族长们的劣迹，废除了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简朴、节约。禁止赌博，打击有劣迹的赌徒、赌棍。对吸鸦片者，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规定：凡吸鸦片者，自动到苏维埃政府报告，限期戒绝；否则拘留，强制戒毒，阶级异己者则加以重罚；并发动少先队、儿童团暗中访查，发现后没收赌具、烟具，予以罚款。这些举措，在《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布告》依然可见：“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内容。

    经过湘赣边界及各县工农兵政府的努力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属各县的社会风气均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封建宗法制度被摧毁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根本改变了，赌博、抽鸦片销声匿迹了，迷信之风大为减少了，广大妇女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男女平等了，妇女越来越多地走出房门、离开灶台、参加革命斗争了。边界各县涌现出许许多多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如：谢甲开、刘仁堪、刘寅生、吴月娥、聂槐、曾宝华、范家驹等等，不胜枚举。湘赣边界各县社会陋习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