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冲出重围后，冒着风雪，速向赣南疾进。

    红四军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得边走边寻。红五军经左安，过上犹，越崇义，渡章水，于1929年2月9日到达大余新城附近。此时，正是农历除夕。而这时的红四军正在瑞金的大柏地。

    红五军正在大余新城附近的村庄宿营时，赣敌刘士毅部闻讯从崇义向大余袭来。红五军部队听见枪声，忙紧急集合，连夜开拔，向信丰方向转移。尔后，又经安远、会昌边境，向于都开进，苦苦地寻找着红四军。

    是年3月7日，红五军在于都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于都县城，全歼守敌一个正规营。这是红五军自井冈山撤离后的第一次胜利。但是，部队也因一路征战，减员十分严重。

    红五军轻取于都城，使刘士毅惊恐万分，不得不分兵来对付红五军。待刘士毅部赶来于都时，彭德怀已指挥部队渡过于都河，退往城南的小密一带。红五军在小密宿营时，又遭敌袭击，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等负伤。为此，彭德怀决定在小密地区，将滕、邓等伤病员安置下来养伤，并带领部队分散各处，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筹措给养；随后，遵照赣南特委的意见，红五军进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的反动武装，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对这段历史，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记述说：“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以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十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了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这样，红五军随即从安远经会昌进占了瑞金县城。在此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整训部队，相机和红四军取得联络。

    红四军于3月上旬进入闽西长汀。3月14日在长岭寨与敌郭凤鸣一战，大获胜利，歼俘敌2000余人，并击毙了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随即占领汀州城。在汀州，红四军补充了大量军需，并在汀州附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分兵，对红四军的组织系统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尔后，回师赣南。

    4月1日，红四军回到瑞金，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两军重逢，洋溢着一片欢乐。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两军领导人也为红四军、红五军在赣南会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

    中央的这封信是2月7日发出的。中央来信，向红四军前委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着意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较为悲观的估量。来信提出红四军必须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提出要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速来中央”，说什么“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中央来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为此，专门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都参加了会议。

    前委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离开部队。

    根据前委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前委复信中以红四军的切身体会，说明了分兵游击的危害，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所以，前委认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前委的复信还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在复信中，前委还向中央报告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

    最后，毛泽东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要朱、毛离开部队，请中央派刘伯承、恽代英两人来接替，以利工作。他这样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前委的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彭德怀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来，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可见，前委的复信观点对中央是产生了影响的。

    4月8日，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从此，红四军与红五军互为犄角，开始了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