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情系由林彪的信而引发。

    在中央“二月来信”悲观思潮的影响和红军长期的艰苦战争环境中，党和红军内出现了以林彪（时任红一纵队司令员）为代表的一种右倾错误思想。林彪等人只希望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而不愿意做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这种“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林彪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

    1929年末，当敌人的三省“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等等。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深思。他认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他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但因时间紧迫，未曾动笔。古田会议后，有了空隙，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

    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来。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是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一）这篇党内通讯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批评了当时红四军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的主张，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走州过府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二）这篇党内通讯明确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等人“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流寇主义思想”，认定“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思想。

    （三）这篇党内通讯高度评价了小块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成长于四周白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什么“怪事”，而是“半殖民地农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深刻指出：“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

    因此，毛泽东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这封党内通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